最后是断了朝堂官员的“私财”。
以往南方官商总会给朝中大臣送些“孝敬”,如今干脆一刀切,把本该流入私人腰包的银子全归了太仓银。
他们算准了,朝堂上不少官员都靠这“孝敬”过活,断了这笔钱,朝中定会有人先慌,到时候看朝廷还怎么一心对付南方。
这么一番操作,崇祯十七年里,国库从未超过三百万两白银,如今仅仅是南方六省,居然已经到了四百二十万两银值,朝廷大员们都要哭了。
就这么着,南方官商一边抱团,一边用软办法跟朝廷耗着,局势僵在了那里。
还别说,南方官商这一套应对法子,还真见了效——
朝堂这边左看右看,竟没找到动手的理由。
毕竟南方该交的盐税、商税、土地税,连市舶司的关税、各地的贡品,全都是按上限交的,一分不少,漕粮也照样由漕运送进京,半点没耽误。
至于湖广因流寇作乱粮食减产的事,南方豪商根本没当回事——
他们早有门路,直接从吕宋进口粮食。
那粮食价格便宜得离谱,比自己种还要划算,运回来不仅够自家消耗,还能补足漕粮的份额,半点没受影响。
就这么一耗,竟安稳延续到了乾德二年,南方与朝廷倒也相安无事。
后来南方豪商私下里算账,越算越惊喜:
不仅没因为跟朝廷僵持而亏本,反而借着吕宋便宜的进口粮,省下了不少田租和种植成本,最后竟还略有小赚。
这下他们更有底气了,只觉得这“软抵抗”的日子,还能再撑些时候。
南方官商见跟朝廷僵了这么久,不仅没招来兵祸,反而还赚了些银子,越发笃定了心思,连西洋人说的“如今这位皇帝已昏庸”的论调,也都暗暗认了——
在他们看来,只要太仓收支能平衡,贡品按时送到京里,这位皇帝就不会动权杖,只会默认南方维持现状,哪还有半分整顿朝局的锐气。
京城这边,骆思恭的心思也变了。
他如今早跟朝堂官员拧成了一股绳,理由再实在不过:
一来,他本就是股东之一,与朝堂大股东有共同利益;
二来,皇帝已经许久没召见他,锦衣卫这些日子更是连半点差事都没有,闲置在一旁。
骆思恭越想越惶恐,生怕自己失了圣心,赶紧找魏德藻商议。
可魏德藻也摸不透皇帝的心思,两人琢磨来琢磨去,索性干脆找了陈演、张缙彦等朝臣一起商量。
几人合计半天,最后定下主意:
干脆把锦衣卫彻底拉进朝堂阵营,往后跟南方官商的往来、对皇帝的动向揣测,都拧在一起办——
既能借锦衣卫的势力稳住朝堂这边的阵脚,也能让骆思恭安下心,免得他独自惶恐生出事端。
锦衣卫竟与朝官凑成同一阵营,这在大明几百年历史里,实在是头一遭的稀罕事。
骆思恭本就揣着惶恐,半推半就间便彻底入了伙——
既想借朝堂的势力稳住自己,也盼着能重新沾上权力的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