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朝的文官集团,依旧走着万历朝的老路:
遇事只会推诿,要钱时攥着国库不松,要办事时又处处掣肘。
天启帝瞧着这群文官,只觉得“真不可用”,索性重新启用东厂番子,走回他爷爷万历“靠内庭办事”的旧路——
只不过他性子更急,手段也更直接,一上来就着手夺文官的权柄。
起初倒也没出大岔子:
东北战事吃紧,朝堂文武集团本就弱势,天启帝拿权时没遇太多阻力。
可偏偏就是这“弱势”,给了东林书院那帮人机会——
他们天天喊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借着朝堂权力真空,竟一步步爬了上来。
这边东林党想掌权,那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也不肯让,两边立刻对上了,朝堂成了他们争斗的战场:
你参我一本,我陷你一局,连前线的军饷、粮草都成了争斗的筹码,最后闹得民不聊生,东北的战事也被彻底耽搁。
崇祯帝一继位,便雷厉风行掀翻阉党,又借着限制朝堂官员权柄的机会,定下“监军、巡按、军镇三位一体方可用兵”的规矩——
这一手直接把内阁、兵部、都督府手里的调兵权收了回来,从制度上巩固了皇权,单论这事,做法本就没什么错。
若不是后来遍地起民乱,崇祯朝本可以成为真正的中央集权时代。
论掌控力,崇祯帝确实有一套:
对朝堂官员,他说一不二,没人敢公然违逆;
对军队,他牢牢抓着兵权,将领任免、军饷调配都由他定夺;
对地方,布政司、知府们也都规规矩矩,不敢擅自行事。
若只比治政手段,他能甩万历帝好几条街——
万历靠“装死”应对朝堂,崇祯却敢直接动手整肃权力格局。
可他偏偏栽在了“志大才疏”和“急功近利”上:
总想一口气解决所有问题,比如对后金用兵,刚打了场小胜就想速战速决,结果屡屡受挫;
又比如整顿吏治,急于求成之下,反而让不少能办事的官员被牵连。
更要命的是“贫穷”——
这穷倒不能全怪东林党,根源在他过度使用民力:
北边要防后金,得征“辽饷”;
西边要剿流寇,得加“剿饷”;
后来还要练新兵,又添“练饷”,三重赋税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流民越来越多,民乱自然愈演愈烈。
其实明朝的民乱从来不是崇祯朝独有的。
从洪武皇帝开国到崇祯帝亡国,二百七十六年里,民乱就没真正安生过——
大大小小的叛乱、民乱算下来有五百多回,平均每年就有两回。
这些乱子还没算上永乐靖难这种皇族内斗,全是实打实的民生与边患问题:
有流民走投无路揭竿而起的,有白莲教借宗教聚众作乱的,有土司、宣慰司不服管叛乱的;
北边鞑靼人隔三差五叩关劫掠,中间出了土木堡之变的惨败,东南沿海有倭寇骚扰,正德朝还有宁王造反,矿山里时不时爆发矿民暴乱,百姓为了抗税也常闹出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