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儒家手中的舆论话语权,不过是皇权旁逸的一小部分。
只要朝廷行得正、坐得端,儒家纵有不甘,也根本无力与皇权真正抗衡。
夏原吉的想法再明确不过,只要皇帝持身以正、治国有道,凡事皆以国计民生为重,颁布的政令尽是利国利民之举,那么任凭舆论场上的污蔑与煽动声浪再大,也伤不到皇权分毫。
因而,他觉得陈兄弟的论断太过夸张。
更何况,他自幼研习儒学,若儒学真是降龙学,他怎么会一无所知?
陈羽点了点头,并没有否认夏原吉的这番言论,轻笑着说道:
“老夏说得没错,若儒家仅仅依靠儒学典籍,哪怕掌控了舆论话语权,也确实担不起降龙学的名头。但若是再加上儒家奉为圭臬的‘天人感应学说’呢?”
天人感应四字一出,朱棣与夏原吉皆是心头一动。
这学说他们再熟悉不过,本就是儒学体系里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朝堂议事、灾异应对时,更是时常被提及。
陈羽见状,缓缓道来:
“这‘天人感应’的理念并非凭空出现,其萌芽可追溯至商周时期的‘天命观’。那时人们认为君王的统治受命于天,若君王失德,上天便会降下警示。到了春秋时期,这一理念开始融入儒学脉络。”
“《尚书?洪范》中早有‘庶征: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一极备,凶;一极无,凶’的记载,大意是说,雨、晴、暖、寒、风五种自然现象的顺逆变化,皆与人事休咎相关,若出现极端异常,便是灾祸的征兆,这便是天人感应思想的早期雏形。”
“至于圣人孔子,虽未直接提出‘天人感应’的概念,却十分重视‘天命’与‘人事’的关联。《论语?季氏》中记载‘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将‘天命’置于首位;
《春秋》一书更是通过记载日食、地震等灾异现象,暗含对君王行事的褒贬,认为灾异是上天对人事的回应,这为后世天人感应学说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而在天人感应的逻辑里,天子、百姓、上苍构成了一个闭环:上苍是至高无上的主宰,将天命赋予天子,使其拥有统治百姓的合法性;
天子需以仁德治理天下、庇护百姓,以此对上苍负责;若天子失德、政令苛暴,百姓受苦,上苍便会降下灾异,如旱灾、水灾、地震、彗星出现等,作为警示;
若天子仍不知悔改,上苍便会收回天命,默许王朝更替。”
陈羽这番话讲得条理分明,通俗易懂,朱棣与夏原吉听得十分专注。
他们虽熟稔汉朝董仲舒完善后的天人感应学说,却对其萌芽与起源的脉络不甚清晰,此刻听来只觉豁然开朗。
陈羽继续说道:
“当然,‘天人感应’的理念并非儒家独有。《春秋公羊传》中对灾异的解读更为直接。
如鲁隐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公羊传》便释为‘大雨者何?雨之甚者也。震者何?雷也。电者何?霆也。何以书?记异也’,将异常天象明确视为‘异兆’,与人事相勾连。”
“墨家的墨子也在《天志》中提出过类似观点:‘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
主张上天有意志,会根据天子的行为予以奖惩,这与‘天罚’的核心逻辑一脉相承。”
“所以,如今大明永乐年间所奉行的天人感应学说,实则是董仲舒在汉武帝时期,融合了儒家的天命观、《公羊传》的灾异解读、墨家的天志思想,再杂糅黄老之学的部分理念,最终构建而成的。”
“也正因如此,才有了这套系统化、神话化的大成之作——《天人三策》中所阐释的天人感应体系。”
话落,朱棣与夏原吉双眸中满是惊愕。
他们万万没想到,如今儒家子弟必读的天人感应学说,竟然吸纳了其他学派的思想,连墨家的天罚理念都囊括其中。
可他们接触的儒学,皆是成型的学说,对这段融合的历史却一无所知。
或者说,从未有儒家大儒向他们提及过。
但稍一思索便知,那些大儒定然知晓内情,只是刻意隐瞒了。
陈羽仿佛看穿了他们的心思,接着说道:
“儒家的大儒们为了保证学说的神秘性与传承的唯一性,早已将这融合杂糅的过程抹去,把天人感应的全部功劳都划归到孔子名下。”
“至于墨子的天志、《公羊传》的解读,在后世儒家子弟的教材与讲授中,渐渐被刻意淡化、直至彻底消失。世人只知‘儒家有天人感应’,却不知其源头本是百家思想的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