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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第1页)

一九八四年,《情人》一书问世,杜拉斯已年届七十,突然成了文坛明星。这个现象使杜拉斯本人也感到吃惊。据她自己说,书内有不少迎合大众心理的成分,如酗酒、色情、殖民地情结,又加上似自传非自传的暗示,让读者又可当作自己的故事来欣赏,这一切使这部书成了畅销书。连一向以奖掖新生代青年作家为己任的龚古尔文学奖,也颁发给了《情人》。《世界报》评论员挖苦说:“这是给胜利者驰援来了。”其实,对杜拉斯只是锦上添花,龚古尔文学奖自己则很受伤。

据《文学奖阅读指南》作者贝特朗·拉勃说,法国文坛有一千项奖,为欧洲之冠。每周有两个奖或竞赛诞生,同时又有一个奖或竞赛死亡。得到媒体最多追捧的不一定是最优秀的,绝大多数奖项设立的目的是促销,不是推荐。

给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当过三十年秘书的杰尔曼娜·索尔贝,在《喂,我给您接萨特……》一书中回忆说,当年伽里玛出版社举行的鸡尾酒会上,出版家、作家、评论家谈的是作品价值,不是排行榜,提到的是作家与文学,不是营销术。索尔贝还说,现在回想这些情景如在梦中。

书籍成为大卖场商品,评审会成为商业性行会,作品推介成为营销促销。作家也纷纷窥测市场动向、评委口味,然后再调制作品的菜谱。“要别人感动,先要自己感动”,这条艺术创作心得,也变成了“要别人感动,先要问别人给什么感动”。于是媚俗的煽情作品风行一时。

得奖作品总是可以引起关注。成全一个人或一部作品是授奖的一大功绩,同时又疏忽了其他足可与之媲美的人与作品,这又是授奖的一大罪过。

多年来,法国文学大奖如龚古尔、勒诺杜、费米娜……只是在财力雄厚的大出版社之间流转。以致有个绰号送给这些评审会,称为“伽里格拉瑟伊”(Galligraseuil),这是伽里玛、格拉塞、瑟伊三家出版社社名词头的组合。也有把瑟伊换成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称“伽里格拉班”(Galligrasbin)。

小出版社简直得不到优秀的稿子,因为有才华又还尚无名的青年作家经常听到这样的忠告:你怎么还把稿子往小社寄,那里永远别想得奖,也就没有出头之日。

艺术与风尚混淆不清,卓越与畅销相提并论。幸而读者不是傻子,也不愿做傻子,久而久之,文学奖的威望大打折扣。素有作品推销机之称的龚古尔奖,二〇〇二年与二〇〇三年的得奖作品的销量也惨遭滑铁卢。

龚古尔学院下决心要重新擦亮自己的金字招牌。二〇〇四年,它把龚古尔文学奖颁给了洛朗·戈代的《斯科塔的太阳》。评委会女主席爱德蒙特·夏尔—鲁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要找的是一部不同凡俗的书,无论从写作技巧、情节处理来说……洛朗·戈代是个不事张扬、个性独立、不哗众取宠的作家。此外他还年轻。把荣誉授予年轻的天才,这原是龚古尔文学奖的宗旨。”

这位主席还说:“我很高兴今年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了圣日耳曼—德—普莱以外的城市上。”圣日耳曼—德—普莱是巴黎一个古老文化区,大出版社都在那里。这个圣日耳曼—德—普莱以外的城市是指法国最有罗马文化底蕴的南方城市阿尔。凡高曾在那里与高更一起组成南方画室,留下许多杰作。比才也写过一出歌剧叫《阿莱城的姑娘》。出版《斯科塔的太阳》的南方书社只是阿尔城的一家小社,但是多年经营,书单上列有许多有品位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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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样的一位作家,什么样的一部作品得到龚古尔奖评委会、出版社和媒体的一致好评呢?还在得奖前就售出了八万多部。这说明优秀作品只要作好推介,不用炒作也能畅销。

洛朗·戈代一九七二年出生于巴黎,父母亲是心理医生。他生活在一个平衡和谐、有良好教育的家庭。由于寓所与诊所合用同一套公寓,幼年的洛朗经常看到父母的病人身上似有两种不同的力量在冲突,精神会影响肉体做出奇奇怪怪的动作,使他以后相信“身体是精神的囚徒”。

洛朗还喜欢跟同学到市区公墓去游玩,这些墓碑与墓碑底下的什么使他很入迷。这也使他日后在作品中常有鬼魂出没,让死者与生者进行对话。

洛朗·戈代虽以小说得奖,却是写戏剧开始他的文学生涯。中学毕业后投考巴黎高等师范大学失败,同时他创作了《愤怒的奥尼索斯》(1997)。遇到斯特拉斯堡剧院创建者、导演兼演员于贝尔·吉尼乌以后,在他的指导与提携下,正式走上了戏剧创作的道路。此后几乎每年都有作品完成。《尘雨》(1997)、《中魔者的斗争》(1999)、《手上的灰尘》(2002)、《幼发拉底河的青虎》(2002)、《萨丽娜》(2003)、《梅黛·卡里》(2003)、《被牺牲的人》(2004)。

这中间,他报名参加军队,据他自己说这是他给共和国在尽公民义务,因为共和国曾给他的父亲提供奖学金,帮助他完成了大学学业。他在军队里却写出一部反战小说《喊叫》(2001)。这是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一战时期,蹲在战壕里的几名士兵的独白,声音孤寂、忧伤,有的正在走向死亡。这是一部小说,也可以当作剧本阅读。以致斯坦尼亚拉斯·诺尔代于二〇〇四年将它搬上舞台时,甚至不需要改编!

接着第二年,洛朗·戈代推出第二部小说《宗戈国王之死》,借中非的疆土,波澜壮阔地搬演希腊的悲剧。那里集中了人类种种的险恶处境,又一次提到战争的恐怖与人性的疯狂。一位老国王,几个相互嫉妒的子女,公主的失意与得意的情人,还有几名仆人,演绎着命运的诡谲突兀。

谈到死,谈到命运,依据亚里士多德《诗论》中的金科玉律,恐怖与怜悯常常是悲剧的发条。语言既精彩又巴罗克。逆喻——矛盾形容法,是洛朗·戈代喜用的修辞,他把相反的状态、形象、风格的词放在一起,看它们怎样摩擦、燃烧、爆炸。有时确也产生奇妙的效果,有时却适得其反。但是这很受青年读者的欢迎,二〇〇二年《宗戈国王之死》获龚古尔中学生奖,二〇〇三年又获书商奖。二〇〇二年十二月,《费加罗报》发表文学评论家投票选择的四十岁以下的优秀作家,洛朗·戈代是最常提到的名字之一。这样把他推到了文学舞台的台口。《宗戈国王之死》销出了九万五千册。

接着一年,也就是二〇〇四年,洛朗·戈代推出了他至今最重要的作品《斯科塔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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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的热量仿佛要把大地烤裂。没有一丝风吹动橄榄树的树叶……山岗的清香早已消散。石头热得在呻吟。八月的天气压着加加诺高地,无疑是一种天命……

一头驴子在土路上慢慢走,忍气吞声转过道路的每个拐角,什么东西都摧残不了它的顽固……骑在驴背上的人像受到古老诅咒的一个影子,被热气熏得麻木鲁钝,任凭坐骑把他俩怎样带到这条路的尽头……

小说一开始荒凉、凝重、神秘,空气中弥漫一种威胁,很像伊斯特伍特主演的西部片;但是这里不是美国亚利桑那,而是意大利南部普利亚地区,贫瘠得像卡洛·莱维写的《基督不到的地方》——埃博利,连大多数意大利人都不知道在哪儿。洛朗·戈代选择这块地方,因为他的妻子出生在那里,他几次随她去老家度假,那里的毒日头、红土地、剽悍的民风、保守的习俗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还在小说中虚构了一个叫蒙特普西奥的小镇。

骑驴的汉子十五年前因偷盗而关进了监狱,刑满释放后第一件事要去寻找那时单恋的女子,即使为此冒生命危险也不顾。当他走到她的屋前敲门,一个女子开门后放他走进了昏暗的小室。女子眼里露出惊讶的神情后也就顺从了。外来人跟一个孤单的女子私通,这件事不幸发生在世风硗薄的村子里,在村民看来这是不折不扣的强奸,也是对他们的侮辱。男子走出小屋准备骑驴离去时,村民截住他,用石头砸他。他奄奄待毙时从别人骂声中听到,跟他做爱的女人不是他钟情的菲洛美娜,而是她的妹妹伊玛科拉塔。菲洛美娜早在他入狱后不久病死了。

伊玛科拉塔因此怀了孕,分娩后几天也就去世。婴儿只是在好心的神父唐乔尔乔愤怒干预下,才没有当作孽种弄死。私生子洛可长大后成了一个残忍高傲的江洋大盗。

就是在受命运作弄的真情与误会中,开始了斯科塔家族三代人背负着原罪与诅咒的沉重传奇。

这不是钟鸣鼎食家的传奇,而是筚路蓝缕者的传奇。洛可留下的三个子女在唐乔尔乔的帮助下,离开这片除了橄榄树以外寸草不生的土地。他们试图到新大陆去寻找机会,但是在纽约湾艾利斯岛上进关时,妹妹卡尔梅拉因健康原因被拒绝入境。两位哥哥也放弃做移民,三人带了这个秘密灰溜溜地回到他们备受歧视的蒙特普西奥。

斯科塔兄妹在家乡的沙地上茹苦含辛,靠着亲情相濡以沫地生活。人唯在爱情与死亡面前,是平等的。但是对斯科塔家人,爱情很吝啬,死亡也非常唐突。始祖吕西亚诺爱上菲洛美娜十五年,为此死于乱石下,了却他相思的则是独守空房的伊玛科拉塔。“一具尸体与一个老处女”的私生子洛可,杀人越货无恶不作,这在他是对世界的报复,他娶了个他显然不思与之沟通的聋哑女。第三代女儿卡尔梅拉是书中的主角,家族的秘密通过她的口述而保留了下来。拉法埃莱一辈子暗恋着她,晚年对她的爱情表白,她却不知道如何回答,从此也不再说话。只是在他下葬时对着他的棺盖按上一个吻。据作者说这已够使拉法埃莱在棺木里微笑了。卡尔梅拉在地震中被裂口吞没。

她的长子埃里亚失恋之下,放火烧毁母亲一生的心血,在重振家业中才得到劳动的满足和情人的爱情。次子多那托在帮助一名女子偷渡时,记下了她的名字阿尔芭,从此这个名字成为他孤舟夜航中的一颗启明星。他最后在光芒万丈的海面上,面对烈阳,如在炉火中那样熔化在海水里。

对于一生来说,这点幸福多么微不足道,但是斯科塔家族的后代保持人的尊严,忍受命运的歧视,不求上帝的怜悯,付出自己的血汗,守着自己的乡土甘心做“吃太阳的人”。生的艰辛,只有用人的豪气来化解。在人生硗薄的土壤上,欲望这朵花永远新鲜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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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朗·戈代的写作深受古希腊诗风的影响。他自有一种文笔,一种叙述方式,对简单的事物挖掘诗意,在平凡的题材里找出普遍意义。

《宗戈国王之死》写得像叙事诗,《斯科塔的太阳》更像一首史诗。语言简约,叙事则完全像在写侦探小说,各个章节一环扣一环,阅读时只希望赶快知道下一章的内容,这是一部恨不得一口气读完的小说。

到目前为止,洛朗·戈代的小说似乎比戏剧取得更大的成功。记者问他会不会今后专注于小说。他说他依然会进行这两方面的创作,“这是两个相互封闭的世界。在剧院里永远看不到出版界的人,戏剧界的人也很少阅读小说。这两者对我来说可以是一种调节。写小说可以使我摆脱对舞台的依赖。可以不用老是等待有没有人来演出我的剧本。”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勤奋谦逊的青年作家,今后能在这两个封闭的世界穿梭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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