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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第1页）

我已经被爱情深深陶醉，什么也阻止不了我结婚。我不能断定明托奇恩是不是想这么做，不过即使他想这么做，他也毫无希望，因为我不会听他的胡乱猜测。然而，他扮演的是一个好朋友的角色。他替我跟酒席承办商安排了新婚午宴，还为每个人购买了玫瑰花和栀子花。市政厅一带天空碧蓝，仿佛回荡着悠扬的音乐。我们乘电梯下去时，我回忆起一年多以前的事，我站在芝加哥县医院的楼顶上，想到我们一家人中，包括劳希奶奶在内，只有西蒙一个人没有进社会福利机构。可是现在，我不再有任何理由羡慕他了。羡慕？嗨，我认为自己远远超过了他，因为我娶了一位我心爱的女人，所以我正在人生惟一正确的道路上阔步前进。我对自己默默地说，我哥哥这种人只能无所作为地离开这个世界，并把他所承袭的命运，传给他现在可能有的孩子们——我不能确定他现在到底有没有孩子。是啊，人们就是这样受着书本上所有法则的束缚，如同山峰倾向于各自的磁极，或者像栖息于水草中的螃蟹和岩洞中的水晶。而我呢，由于有爱情的帮助，我取得了好得多的成就，证明我的真诚是有理由的，不能单凭命运的摆布。现在新娘就在我的身边，她的脸由于欢快激动而通红；她和我志同道合。她过去做过一些错事，可现在，所有错事全都一笔勾销了。

我来到屋外的台阶上，鸽子在周围漫步。明托奇恩已请了一位摄影师，安排在那儿拍了结婚宴会照。他办事非常周到，而且对每个人都和和气气。

我是前一天刚从羊头湾的训练学校毕业的，口袋里放着新发的海军士兵证，我的笑容也和以前有了不同，因为他们免费给我镶了在墨西哥丢掉的那几颗下门牙。我得承认，除了炽热的爱情和当时的得意洋洋之外，我的心里一直有个东西在翻腾，就像木匠用的水准仪中的气泡。我的脸刮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像个电影演员，穿一套崭新的毛料军服，只缺服役绶带和星徽了。我很想有一些，那样就成了一位报国的英雄娶一位美人了。我反复告诫自己，态度要谦逊。然而，我想，谁也猜不出我的心情多紧张。这不仅是因为婚后不久我就得出航，还因为斯泰拉一星期后就要随劳军联合组织的一个演出团去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我不想让她去。

当然，在这样的大喜日子，我不会说任何扫兴的话。我们在新婚宴会上拍了许多照片，其中包括阿格尼丝和赛维斯特。自从听了阿格尼丝自掐之事后，我便对她另眼相看了。她穿了一身精致的灰色套装，使她的臀部更为突出显眼。她的衣领向上翻起，仿佛生怕别人看到她的脖子。

斯泰拉房间里的自动餐桌上，摆满了火鸡、火腿、香槟、白兰地、水果和点心。可真够排场的。罗贝和弗雷泽也都在纽约，我邀请了他们，所以我的宾客各方面的人士都有。弗雷泽身穿少校军服，罗贝的胡子一大把。他在华盛顿身体养胖了。他独自一人坐在一个角落里，双手抱着膝盖，一句话也没有说。没有他，话题也够谈一阵子的。

几杯香槟落肚之后，赛维斯特咧嘴格格直笑。他是个既风趣又忧郁的家伙，这个赛维斯特。他总想让人把他看成一本正经，诚实可靠，可是他那张满是皱纹的脸咧嘴一笑就露了底，说话不假思索的脾气也会出来亮相。他穿着一件双排扣细条纹的外套，坐在我的一旁。我搂着斯泰拉的腰，抚摸着她的缎子结婚礼服。

“多漂亮的姑娘！”赛维斯特对我说，“你真是太走运了！尤其当我想起你曾为我干过活时！”

这是指他在拥有加利福尼亚大街上那座明星剧院的时候，那剧院就在折磨过劳希奶奶的那个牙医的楼下。赛维斯特已不是个小伙子，年纪渐渐大了。他说他现在已经脱离政治了。我本想问问他墨西哥的情况，可是结婚的日子不是问这种事的时候，所以我把这一问题暂时搁在了一边。

从某一方面来说，在这次婚宴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并不是我，而是弗雷泽。

弗雷泽刚从亚洲回来。他在情报机关工作，隶属于派驻重庆的一个代表团。

他一直在跟阿格尼丝和明托奇恩谈论东方。我现在仍然非常钦佩弗雷泽，对他十分敬重。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理想人物。他有美国人那种瘦长潇洒的优雅，两条长腿轻松自在，两鬓剪得短短的脸上，从下巴到头顶都呈现出男子汉粗犷豪放的气概，他那双灰色的眼睛冷静而坦然。他面部的一切斑纹都显得那么强悍有力，由于世事的压力，他的皱纹已开始加深。他还有另外一些气质——仿佛他正坐在理发椅上，刚刮完脸，搽的金缕梅水正渐渐在干却，脚上一双精美的西部长靴笔直伸了出来。他学识渊博。你要是讲起达兰贝尔[1]或者是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2]，弗雷泽肯定会跟着议论起来。你别想找出一个能难到他的论题。他肯定会成为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你定可看到他如何飞黄腾达，平步青云，从人生的一个高峰飞到另一个高峰，然而他看起来却是一副轻松的样子。可他越是轻松悠闲，越说明他超人之上，光彩照人。他讲到修昔底德[3]或马克思，展示出一幅像历史一样的图景，听了会让你背上一阵寒颤，牙齿不由自主地直打架。我为有这样一位朋友的到来深感骄傲，他使婚礼大为增色，并取得圆满成功。

然而，在你听着这些精辟透彻、富有教益的高论时，让人感到有点害怕，就像抓着高压电线似的。

宣言、决议、条约、理论、国会、国王的尸骸、克伦威尔[4]、罗耀拉[5]、列宁、沙皇、印度和中国老百姓、饥荒、混战、屠杀、牺牲，他说了很多。他使我们仿佛看到了贝拿勒斯、伦敦和罗马的广大群众；反抗提图斯[6]的耶路撒冷，尤利西斯[7]拜访的冥府，在大街上宰马的巴黎；已成废墟的乌尔[8]和孟菲斯[9]；几近沉默的平民，各种各样的死亡事件，从而汇成了集体的怒吼。马其顿的哨兵。地铁里的暗探。和伙伴们一起推着炮车的克雷道尔先生。日俄战争爆发那天，在敖德萨火车站上跟人吵架的劳希奶奶，还有她那位久闻其名而未见其人、身穿燕尾服的丈夫劳希先生。在开始怀我那天，在洪堡公园小湖畔散步的我的父母亲。百花争艳的春天。

我感到，这么多东西全都一起装在脑门子里，实在受不了，最好忘掉其中的一部分。恒河里有它的魔王和君主，不过你也有权只在里面洗脚洗自己的衣服。即使你有一辆极好的汽车，你一辈子也游不完世上所有的骷髅地[10]。

当弗雷泽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的时候，我能做到现在这样是否已经尽了全力，这使我忐忑不安。不过，要是在这之前没跟克莱姆谈论过轴线，没跟明托奇恩在土耳其浴室里交谈过，我的不安还会大得多。明托奇恩的在场给了我莫大的安慰。最后是来宾致婚日颂辞——一切都举行完毕。香槟喝尽，白肉吃光，对街那两个在裁剪台上玩牌的人，也穿上衣服准备离去。我们的客人也一一告别。再见了，各位，多谢光临。

“我那朋友弗雷泽很聪明，是不是？”我说。

“是的，不过你是我最心爱的，”斯泰拉边说边吻我。于是我们一起朝婚床走去。

我们的蜜月总共只有两天。

我必须从波士顿上船出航。斯泰拉在前一天晚上就和我一起坐火车到了那里。离别，当然是很不好受。第二天早上，我就先送她回去。

“走吧，宝贝。”

“奥吉，心爱的，再见了。”她站在火车车厢入口的平台上说。有些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忍心看到火车离去，战争期间这些从车站开走的火车多么让人心碎啊，一节节车厢缓缓离去，留下了送行的人群，还有那油污点点的空荡荡的铁轨和站台，越来越高的根根枕木。她说，“一切都多加保重。”

“哦，我会的，”我向她保证说，“别担心，我这般爱你，不会第一次出航就沉到海底的。你去阿拉斯加也要多加小心。”

听她的口气好像一切都取决于我自己，仿佛我可以在战争期间安渡大西洋似的。但我知道她心里想说什么。

“雷达已经击败了潜艇，”我告诉她，“报上是这么说的。”

这条消息是我临时编造的，但它却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继续讲着，满嘴的海员口语，你准会以为我是个老水手。

列车员来关车门了，于是我说，“进去吧，亲爱的，快进去。”

直到最后一刻，我还看到她的大眼睛紧贴在车窗上。她从座位上探起身子朝前弓着腰，她那俊俏优美的身姿，在海上航行的几个月中，一想到就心如刀割。

火车就这样开走了，把我遗弃在人群之中，我感到心情颓丧，寂寞凄凉。

再加上天色阴沉，风声凄厉，而且我那艘山姆·麦克麦纳斯号又是艘旧船，船旁的码头上还放着一架黑色的机器，上面是些阴森森的设备，满是油污，黑乎乎的，发出蓝光，整个天日就像装在铁壳子里似的。海洋带着庄严辛辣的挑衅姿态等待着，仿佛要请你猜测它到底有多深，比你的血凉多少，咸多少，或者去猜透它的底细，道破哪些是它的佯攻或虚张声势，哪些是它的真实意图，重要行动。这可不是使徒们横渡的、埃涅阿斯搅动过的地中海，那温和、平静、奇妙、闪烁着美丽光华、孕育出最古老民族的大浴池。我们一驶出港口，北大西洋便像一只灰色的猛兽，猛力朝船冲了过来，怒吼，推撞，低嗥，恶狠狠的浪头猛扑着舱壁，留下了盐渍。

第二天早上，我们沐浴着温暖的阳光，全速朝南驶去。我熬过整整一夜的晕船——服了晕船药片也毫无用处——后来到甲板上，因对阿拉斯加的想念和担忧而痛苦伤心。

这艘中年船龄的商船破浪前进，使你感到海洋的深邃，空气清新、光亮，它一片清澄，连这艘全身乌黑的山姆·麦克麦纳斯号仿佛也添了红晕，像一只厨房里的蟑螂，在黎明时分悄悄溜进花园。泛着蓝光的甲板，由于舵盘引擎那链子似的拖拉声，在脚下发出嘎嘎的声响。有几样十分相似的东西混淆在一起，掠过我的眼睛：是云彩还是遥远的海岸，是飞鸟还是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