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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1页）

时在库人数达9000多人，后经渭南地委、行署和各县主要领导带队抽调大批干部传达中央《关于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安置问题会议纪要》后，移民才于夏收前回到安置区……

作家冷梦在她的报告文学《黄河大移民》中对这次返库作了这样精彩的记述：

返库之前，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和组织准备，乡乡动员，县县动员，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分片分地区召开“移民返库动员大会”。到了返库的日子，在“总指挥部”的统一部署下，八县几百余乡的移民安置区里，多留下老婆老汉小娃娃们看家守户，男女青壮年浩浩荡荡奔赴预先划分的库区移民点。“首领”们已经开启中军帐静候各自部卒的到来。苗福群的“司令部”设在所谓“四面窑”的地方，“秘书”聂小二为他起草文书，发布公告，另有六十多名骑自行车的“通讯员”穿梭往返于县城地区省上，打探消息，通风报信。陈文山在朝邑滩一连建立了自己的营区，几个农民“秀才”为他鞍前马后效力充当军师同时兼任勤务兵角色。王福义又带领着“渴死寡妇”的蒲城马湖、白水龙山人马驻扎在了沙苑滩上。他拥有六人“联络小组”和近百人的“基干民兵”队伍，前者分片跑联络，后者担负着移民聚居区域的安全保卫工作。刘怀荣的帐前竖起了“华阴滩移民返库总部”的大旗，除“刘司令”本人外，下设十大常委，“常委”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责；他的“卫戍部队”也更为强悍人多势众，组织起严密的防范保护网。

返库之日也是当地政府驱赶移民返回安置区之时，作家冷梦在她的书中写道：

空前的“消耗战”就此拉开了战幕。

地委副专员乘着吉普车到华阴滩，车行不远看见一个农民站着，好端端地突然一圪蹴（蹲下）；再离不远，相隔几十米，又一个人站着，再一圪蹴，如此这般，倒下的麦捆般，不声不响一捆一捆有秩有序地“躺倒”。刘副专员惊奇地瞪大了眼睛，心里明白这是移民用这种中外战史上都没有见过的信息传递方式将消息传了过去。果真，快要接近移民聚居区，突然就冒出了一大群所谓“死老汉病娃”，老老少少，一哄而上，抱车轱辘的，抱干部腿的，又哭又闹，撕撕拽拽，让你哭笑不得，动弹不成。干部早进行过“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政策教育，看着专员被困，竟完全“爱莫能助”。性躁的干部稍稍动动胳膊腿，老汉老婆就顺势往地上一躺，口吐白沫，装死装病。好不容易过了软磨硬缠这一关，弃车而行的专员及随员们，突然又被一大群彪壮小伙子挡住。这是所谓的“护卫队”，二三十人，人人手里提根粗棍大棒。一般干部走到这里如果不想酿成械斗和流血事件，只能打道回府。专员来了，“护卫队”稍稍客气点，扣下所有随员，只允许一人陪同专员前往。刘怀荣“司令部”所在地，一群“亲兵”又挡住去路，陪同人高喊：

“我们要见老刘，这是专员！”

对方道：“不行，我们刘司令说，大小官员一律不接见！”

专员看看陪同干部，无奈地苦笑。事情有点颠倒，自古以来百姓拜见官员得千恳万请，“拜谒”这个词就是如此创造出来的。现在倒好，专员要见他属下的一个农民，农民却说“不接见”？遭此奇耻大辱的专员只能默默离去。

这是专员的遭遇，统辖着数万平方公里土地、几百万人口的“州官”的遭遇。

渭南县委书记似乎稍稍幸运一点，他治下的移民聚居在华阴农场拖拉机站一隅，县委书记在接近这部分移民首领指挥部所在地拖拉机库房跟前时，同样被手持棍棒的“卫兵”们挡驾。县委书记为完成动员本县移民离开库区的重大政治任务，相当屈尊地双手合掌作揖道：

“移民群众们，我看你们来了。”

众小伙儿不让步。一个老汉在旁边实在看不下去了，训斥小伙儿们道：

“人家县委书记来了么，还不让给群众讲讲话？”

24、农工闹进城

渭南地区行署的简报说：“情况还在恶化”。

恶化的情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刘怀荣等人的组织下，移民还在不断涌入库区，移民搭建的临时村落布满库区的角角落落，大有抢占所有农场，赶走所有农工之势。二是在移民的强大攻势下，农工与移民由战而和，有的甚至“相互勾结”，使库区本来就严峻的形势发生了更加复杂的变化。

西安市现光华宾馆退休职工黄思英见证了整个事态的变化过程。

如今已年过六旬的黄思英告诉记者：她是西安市人，1963年9月28日，刚18岁，和那个年代所有城市热血青年一样，在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锻炼的号召下，满怀豪情地决心扎根农村。刚初中毕业不久，就一身军装，胸戴红花，在锣鼓喧天，欢呼如潮的声浪中，踏上了垦荒的征程。

火车将黄思英连同四团的一千多号“战友”扔在了华山脚下，然后，汽车又将他们运向离西边不远的大荔县许庄。从此，在那里安营扎寨，一直“锻炼”到1985年的那场“农工返城”风波后才回到西安开始了艰难的第二次就业。

三门峡库区按照部队编制的生产建设兵团原属兰州军区疆农建11师。师长王继龙原是王震将军手下“老虎团”的团长，人称王老虎。个子不高，脸膛黑红的“王老虎”从疆到渭南后，开始在西安、渭南等地大量招兵买马，很快组成了农建14师。这个师共四个团，一团驻华阴滩，二团在沙湾，三团在朝邑，四团驻大荔。

黄思英说：“我们每个团都有12个连，我所在的五连120多人。我们到许庄时，那里已没有村庄的特征了，原来的农民已经迁移，房屋被拆得七零八落，树也被砍光。我们只好把帐棚搭在农民房屋的残垣断壁上。后来又用移民留下的旧砖头、旧门窗框搭建新屋，从黄河滩割来芦苇盖到房顶。晚上，睡在自己修建的屋子，听门外狐叫狼嚎，白天在黄河滩放火烧荒，让拖拉机复耕撂荒的土地。虽然辛苦，有时甚至十分害怕，但那时年轻，还觉得这种生活浪漫、刺激，咬咬牙也就过去了。”

到了1965年，库区撂荒的土地大部分被复耕时，土地原来的主人回来了。移民和农工对土地的争夺从此此消彼涨，日益严重。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移民对农场的土地和粮食的抢夺达到了白热化状态，使库区刀光剑影、充满血腥，有时，双方间的拉锯战形成了“天天有小打，一月一大打”的局面。黄思英至今还记得：“每次打架，都是男知青手持刀棍在前拼打，我们女知青搞后勤，给前线的战斗人员送饭送水，为伤员包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