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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现在来看，左宗棠当时做出的造船、用人决策似乎非常突兀。有观点认为，实际是因为左宗棠感受到了一个强烈的刺激。1864年，督抚两江的曾国藩、李鸿章师徒接连上奏清政府，请求在上海设厂自造轮船，即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虽然受曾国藩提携才得以一步步登上官场宝座，但是左宗棠因为曾国藩将攻陷太平天国都城的伟功预留给其弟曾国荃，而对曾氏兄弟心怀忿忿，反目成仇。对李鸿章，也因为其属下的淮军追击太平军时一度越境进入过浙江，而视其为大敌。此刻，曾、李二人在上海开厂造船，眼见就可能开创中国第一，对左宗棠的刺激程度可以想见。就这个意义上而言，江南制造局的营建成了后来福建船政诞生的催化剂之一。

另外就设立船厂引进技术而言，当时世界上造船技术最为发达的国家主要是英、法两国，受阿思本舰队事件的负面影响，且自己也没有合适的英国合作人选，左宗棠很自然的选择就是法国，而恰好正有两名“驯顺”的法国人可以帮助居间出力。需要看到，德克碑、日意格实际只不过是法国海军的普通低级军官，对于蒸汽军舰的设计、建造没有任何经验。左宗棠脑中非常明了这一点，曾称日意格不懂造船，德克碑只是略知皮毛，只不过因为他们与左宗棠在其他领域有过成功的合作而被信任，他们将来扮演的角色其实类似于中国官员与外国技术人员之间的协调人，即船政建厂造船计划技术项目的总承包人，并不是真正的技术工程师。

西湖的烟波中，闽浙自造军舰的大幕就这样缓缓开启了。

船　政

1864年末，江浙赣等地的太平军残部纷纷退往福建、广东。左宗棠遂率楚军挥师南下，经过近一年的血战，最终在1866年2月攻破太平天国嘉应州，彻底扫除了南方太平天国余烬。

4月3日，左宗棠返抵福州督署，四境初平之时，自造轮船的计划自然而然就重新提起。6月25日，左宗棠具折上奏清廷，正式申请设厂造船，而且提出了设立学堂培养人才的不俗计划，使得闽省的造船工程更与众不同。这篇洋洋洒洒数千字的长篇奏折，尽抒胸臆，志在必得地将其自造轮船的全部构思和盘托出。从海防、民生、漕运、商业四个角度加以分析，论证“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并详细阐述了其对设厂造船的各项计划安排，表明这个设想已经非常成熟，具有可操作性。议论奇警地指出“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7）

船政基址界碑，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收藏。照片拍摄：陈悦。

透过这份奏折，今人对左宗棠自造轮船的创想无疑应当予以充分肯定，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其无法摆脱的时代局限性。出于想要节省经费的考虑，左宗棠将所要建造的蒸汽船的功能定位为亦商亦兵，并不明白军舰和商船存在质的区别。而且左宗棠对于轮船造成后的维持经费想得有些不切实际，认为“船成之后，不妨装载商货，藉以捕盗而护商，益可习劳而集费，似岁修经费无俟别筹”（8）。这些缺失客观上都为此后船政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由此也可以看到一个全无近代工业基础的国家在蹒跚起步时很难回避的先天不足。

左宗棠的奏请在清廷中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奏上后仅仅几天就得到了明确批复，同治皇帝作了上百字的朱批：“……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近习，讲求利用实际。该督先拟于闽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9）闽浙建厂造船就此定议。

经过考察，左宗棠在福州城郊的马尾选定了婴豆山下中岐乡靠近马江边的一块宽130丈、长110丈的田地作为厂址。建厂的经费从闽海关的四成洋税下划拨四十万两银，另从六成洋税下每月划拨五万两银作为运行费用。（10）与后来从各省协款的北洋海军经费相比，船政的经费来源单一，闽海关又是当时收入仅次于江海关的富关，且设在本省，较易沟通，更具可靠性。建厂的技术则主要依靠西方，作为技术工程总承包人的法国人德克碑、日意格就此先后到福州签订合约。

正当设厂工作万事待举之际，9月25日清政府寄谕，鉴于捻军西犯，调左宗棠任陕甘总督负责平定西北，由漕运总督吴棠接任闽浙总督，兼管船政。由于和新任总督吴棠并不熟悉，担心由其兼管可能会导致船政的建设偏离自己设想的轨道。为了不使自己一手开创的事业脱轨或中途遭受挫折，左宗棠上奏清廷请求派员直接管理船政事务，意图抢在新任总督尚未到任前先将过这部份权力夺出，一位正在家乡守制的福州籍官员进入了左宗棠的视野。

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的画像。（11）

沈葆桢，字幼丹，福建侯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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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田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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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祖父、父亲都以从事幕友为生。沈葆桢的母亲是林则徐的妹妹，与青梅竹马的表妹——林则徐的二女儿林普晴结婚后不久，沈葆桢考中进士，任编修、御史，原本踏入的是一条清流言官之途。但随因太平天国战争爆发，沈葆桢被外放出京，一度参赞曾国藩湘军营务，受经世思想影响，任职江西广信知府期间，夫妇二人并肩守城击退太平军，谱成一曲佳话。后来沈葆桢在江西巡抚任上，抓获了太平天国幼天王洪天福贵，更是立下盖世巨功，成为官场上一颗耀眼的新星。左宗棠与沈葆桢有师兄弟之缘（左宗棠曾拜林则徐为师），又曾同为曾国藩幕僚，在江西多有合作，且对曾国藩同样不抱好感（沈葆桢任江西巡抚期间，因缩减湘军饷源事与曾国藩龃牾，后来曾国荃攻克天京，奏报幼天王已死于乱军，但是未久沈葆桢便奏报在江西俘获幼天王，与曾氏的不快加剧），相互都有极深刻的印象，曾国藩对二人的关系有过特殊评价，称沈葆桢和左宗棠是“死党”。（12）

1865年4月，沈葆桢的母亲去世，按照清代官场制度，官员的父母长辈去世，应辞去职务，服27个月丧假尽孝，称为守制。沈葆桢在老家过着与世隔绝的平静生活时，左宗棠前来三顾茅庐了。要想使造船事业顺利发展，其统领必须是具有官场经验且拥有一定资历声望的人物，才能有效处理好与朝廷与地方官员间的关系，坚持独立建厂的原则，而且必须与自己有某种默契，能够理解执行自己的政策。“死党”沈葆桢不仅具备了上述条件，而且还是本乡本土人，又正处于守制不能任官期间，此时让他在福州老家管理船务，“在籍监造，不为夺情，久司船政，正可以侍养严亲”，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对于这份千钧邀请，沈反复推辞，最后在左宗棠的力请和清政府的谕令下，做出折衷处理，同意出任总理船政大臣，但是在丧假未满之前暂不任事。与当时李鸿章在上海兴建的江南制造局相比，福建船政的级别显然更高，清政府任命钦差大臣直接总理负责。而且从大臣的头衔可以看出，“船政”二字意义极广，当时指所有与建造、管理蒸汽舰船有关的事。由此可见，福建船政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造船厂，而是集造船、教育、船舶人员管理调拨等于一体的大型行政机构。（13）

缔造艰难

1866年11月23日，左宗棠交卸闽浙总督关防印信，迁出总督衙门，居住在楚军营地内，（14）利用开拔前的最后时间继续处理有关船政的事务，努力在自己走之前将船政建设带入预定轨道。六天后，前往上海找法国总领事在合约上签字担保的德克碑、日意格返回福州，告知船政的建筑工程已经在上海寻觅“中外殷商包办”（15），这些建筑承包商经左宗棠审核后即可施工。准备工作已经陆续就位，12月11日，左宗棠上奏全面汇报了船政的建设规划。

左宗棠提出的是一个预算三百万两的五年计划，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即建设船厂，建造蒸汽舰船；开办学堂，培训造船技术人员和舰船驾驶人员；建造世界第二座，也是当时最大的一座拉拔特式（Labat）拖船坞；建设铁厂，自行冶炼制造船用铁材；雇用外国工程技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