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受的莫过于张超森。
他端坐在主位上,表面竭力维持着镇定。
但细看之下,他的脸色已经由凝重转向了一种深沉的、混合着震惊、不甘和被当众狠狠打脸的难堪。
他放在桌面下的手,在无人看见的地方,指甲深深地掐进了掌心。
一股前所未有的憋闷感堵在他的胸口。
省厅这一纸尚未到来的一等功提请函,如同一记无形的、却又无比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扇在了他苦心布局的脸上!
将他试图压制江昭阳的意图,击得粉碎!
“我承认!”他嗓音拔高,带着几分强撑的尖锐,“江昭阳在破获熊斌案、追回赃款上确实立了大功!”
“这点,我张超森不会、也不敢抹杀!这是事实!”
他猛地吸了一口气,胸膛剧烈起伏,似乎在积蓄最后的力量。“但是——!”这个转折词被他重重吐出,如同沉重的铁锤砸在会议桌上,“功就是功,过就是过!”
“一码归一码!我们县委常委会之前讨论的,是基于他的问题和潜在风险!”
“这些‘错处’,难道就能因为他立了功劳,就一笔勾销了吗?这合乎党纪国法的严肃性吗?”
张超森挺直了脊背,试图找回一个县长应有的威严姿态,尽管这姿态在魏榕和众多常委的目光下显得有些摇摇欲坠。“我们要议处他,针对的是他的‘过’,这有什么错?”
“功要奖,大可以大张旗鼓地奖!但过呢?难道因为有功,就可以对其错误轻轻揭过,视而不见?”
“这是对制度的侮辱!是对我们职责的亵渎!”他试图将这件事拔高到原则层面,用党纪和制度作为自己进攻的盾牌。
“哈!”一声短促而冰冷的笑声响起,带着毫不掩饰的讥诮。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到声音的主人——魏榕身上。
她的笑容冰冷地挂在嘴角,眼神锐利如刀,仿佛能穿透张超森苦心构建的这套“功过分离”理论。
“张县长这‘功过分明’、‘泾渭分明’的道理,听起来好有原则性啊。”
魏榕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回荡在每个人耳边,每一个字都像裹着冰粒砸落,“那我倒要请教一下张县长了。”
“我们常说的‘功过相抵’,或者更普遍的认知——‘功大于过’,这些说法,难道都是歪理邪说吗?”
“还是说,在你张县长的字典里,功和过就是两条冰冷的平行线,从起点到终点永不相交?”
“永远是奖一边,罚一边,哪怕功勋卓着足以弥补甚至大大超越那点小过失?”
她微微前倾,目光如同探照灯般锁住已经开始显露慌乱的张超森:“是不是在你看来,一个同志冒着天大的风险、豁出性命去铲除了一个巨大的毒瘤,立下了足以让省厅为他请记一等功的首功,仅因为他完全可以理解、甚至事后看来是高效正确的‘瑕疵’——就必须严格地、机械地施以处分?”
“这就是你所谓的公平公正?”
“这就是你理解的对组织和人民的负责?”
魏榕的质问层层递进,逻辑缜密,力道千钧。
她并不纠缠于江昭阳“过错”的细节是否存在或轻重,而是直接攻击张超森“功过绝对分离”的逻辑基石,将其斥为僵化、刻板、甚至冷酷无情。
这连续的诘问如同无形的重锤,狠狠砸在张超森的心防上。
张超森的脸由红转青再转白,嘴唇嗫嚅着,喉结上下滚动,却发不出一点有力的反驳声。
魏榕精准地戳中了他理论的死穴——现实中“功过相抵功大于过”的广泛存在,以及特定情境下灵活处理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