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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江左枭雄桓温（第1页）

江左偏安岁序流，谁携锐旅问中州？

平蜀曾摧三蜀垒，北伐空嗟九塞秋。

剑指长安云黯黯，心窥宸极意悠悠。

功过千秋青简载，一生争议属桓侯。

各位，我们翻开东晋的历史长卷，桓温始终是一个无法被简化的人物。他不是单纯的“忠臣”，也非纯粹的“逆臣”；不是完美的“北伐英雄”，更非彻底的“乱世奸雄”。在门阀与皇权纠缠、胡尘与汉帜交织的东晋一朝，他以军事才能为笔，以政治野心为墨，在江左大地写下了一篇矛盾而厚重的篇章——既能凭万兵扫平巴蜀，为东晋拓土千里；亦能三番挥师北伐，让中原遗民望旌旗而泣；却又始终觊觎司马氏的龙椅，将废立帝王视作掌控朝局的筹码，临终前仍执着于九锡之礼，为登临九五铺垫最后的台阶。

要读懂桓温，必先读懂他所处的时代。东晋建政之初，便带着“先天不足”的基因：公元317年，司马睿在琅琊王氏的扶持下于建康称帝，皇权自诞生起便被“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格局裹挟。王敦之乱、苏峻之乱接踵而至，印证了“兵权在手，方能立足”的铁律；而北方“五胡乱华”的浩劫，让中原沃土沦为胡骑驰突之地，“北伐复土”成为东晋士民心中挥之不去的执念，却也成了权臣们积累声望、攫取权力的工具。

公元312年，桓温生于琅琊郡（今山东临沂），其父桓彝是东晋开国功臣。桓彝早年追随司马睿南渡，以“有文武才略”着称，历任中书郎、宣城内史，是少数以军功立足的非顶级门阀官员。按常理，桓温当是“将门虎子”，享受优渥的成长环境，可命运却在他十五岁那年，给了他一记沉重的打击。

公元327年，“苏峻之乱”爆发。历阳内史苏峻因不满朝廷削权，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反叛，率叛军一路攻破建康，控制晋成帝司马衍。当时驻守宣城的桓彝，听闻都城沦陷，立即领兵赴援，却因兵力悬殊，被苏峻部将韩晃围困于宣城。城破之际，桓彝宁死不降，被叛军杀害——这一年，桓温刚满十五岁，一夜之间，从“官宦子弟”沦为“孤儿”。

更让桓温刻骨铭心的是，时任泾县县令的江播，本是桓彝的旧部，却在苏峻叛军围城时临阵倒戈，不仅泄露宣城的防御部署，还参与了追杀桓彝的行动。桓温将这笔血仇铭刻在心底，为父守丧期间，他不再是娇生惯养的公子，而是昼夜苦练剑术。《晋书·桓温传》记载，这一时期的桓温“性俭素，有英气”，丧父之痛与复仇之心，让他过早地褪去了少年意气，多了几分隐忍与果决。

三年守丧期满，江播病逝。江家三子——江彪、江统、江思，以为“人死债消”，桓温即便怀恨，也不会在父亲的丧礼上发难。可他们低估了桓温复仇的决绝。公元330年，十八岁的桓温，身着素色孝服，暗藏匕首，径直闯入江家灵堂。彼时江家三子正跪在灵前哭奠，抬头见桓温怒目而立，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慌忙起身抄起丧杖反抗。

但三年的苦练绝非徒劳。桓温左手格开江彪的丧杖，右手拔出匕首，直刺其胸口，江彪当场倒地；江统、江思见状欲逃，被桓温追上，匕首接连刺入二人要害。转瞬之间，江家三子尽数毙命于灵堂之上。杀完人后，桓温提着三颗首级，转身前往父亲桓彝的墓前，将首级摆在墓碑前，磕了三个响头：“父亲，孩儿为您报仇了。”

这起“灵堂复仇案”，在当时的江南士大夫群体中引发了巨大震动。有人指责桓温“太过酷烈”，违背了“士大夫守礼”的准则；但更多人则赞其“孝勇过人”，认为江播叛主杀帅，死有余辜，桓温此举是“替父报仇，天经地义”。其中，时任荆州刺史的庾翼（东晋名臣庾亮之弟，当时最有权势的门阀人物之一），对桓温尤为欣赏。庾翼曾对人说：“桓温有雄略，若假以时日，必能为国立功，可比之孙权、司马懿。”

庾翼的赏识，成了桓温仕途的“敲门砖”。他不仅向朝廷上表推荐桓温，还将自己的女儿庾氏嫁给了他，通过联姻将桓温纳入庾氏集团的羽翼之下。有了庾家的支持，桓温的官运如同乘上快马——从琅琊内史起步，历任徐州刺史、安西将军府司马，短短数年便从地方小官，成长为手握兵权的实力派将领。

公元343年，庾翼病逝。临终前，庾翼再次向朝廷上书，力荐桓温接替自己担任荆州刺史、安西将军。荆州是东晋的“西大门”，扼守长江上游，掌控着巴蜀、荆襄的军事命脉，是仅次于建康的战略重镇。当时的东晋朝廷，碍于庾氏集团的势力，且无人能替代庾翼镇守荆州，最终只得同意。这一年，桓温年仅三十一岁，他站在荆州的城楼上，望着东流的长江，心中有了“成就一番大业”的豪情壮志。

手握荆州兵权的桓温，深知“在门阀当道的东晋，唯有军功能立威”。当时东晋的周边，北方有前赵、后赵、前秦等胡人政权，实力强劲，不易撼动；而西南方向，盘踞巴蜀的成汉政权，正处于“国势衰落”的状态，成了桓温眼中最理想的“立威目标”。

成汉政权的建立，源于西晋末年的流民之乱。公元304年，氐族首领李特率关中流民在四川起兵反晋，死后其子李雄称帝，建立“成汉”，定都成都。到桓温时期，成汉已传至第四代皇帝李势。李势是个典型的昏君，《晋书·载记第二十一》记载他“骄奢淫逸，不恤国事”，不仅沉迷酒色，还纵容宗室大臣互相倾轧——当时成汉的朝政，被李势的弟弟李广、大臣马当、解思明等人把持，官员贪腐成风，军队疏于训练，巴蜀百姓怨声载道。这样的政权，在桓温眼中，无疑是“待宰的羔羊”。

可即便如此，东晋朝廷对“伐蜀”仍持反对态度。原因有二：一是“地理险恶”——从荆州到巴蜀，需经三峡天险，山路崎岖，水运艰难，补给线长达数千里，一旦粮草断绝，军队必败；二是“风险过高”——荆州是东晋的西南屏障，若桓温伐蜀失败，荆州兵力空虚，不仅巴蜀会趁机反扑，北方的胡人政权也可能南下，东晋将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当时朝廷中，除了桓温的参军袁乔，几乎所有大臣都反对伐蜀，连宰相何充都直言：“温虽有勇，然蜀道险远，恐难成功，万一失利，社稷危矣。”

但桓温向来是“谋定而后动，不随众议”。他早已暗中派人勘察蜀道，了解成汉的兵力部署，并制定了“闪电战”的战术——以精锐部队快速突破三峡，直捣成都，不给成汉反应的时间。公元346年冬天，桓温未等朝廷正式批复，便以“袁乔为前锋，周楚、孙盛为参军”，点选一万精兵，从江陵出发，沿长江而上，开启了伐蜀之战。

这是一场豪赌——一万精兵，对抗一个立国四十三年的政权；一条险远蜀道，承载着桓温的仕途与东晋的西南安危。

桓温的“闪电战”战术，很快便显现出效果。大军从江陵出发后，昼夜兼程，沿长江穿过瞿塘峡、巫峡、西陵峡，沿途的成汉守军，大多因“猝不及防”而弃城投降。比如成汉的建平太守杨谦，原本驻守巫峡口，见晋军来得迅猛，未战先降；接着，晋军又攻克了涪陵（今重庆涪陵）、德阳（今四川遂宁），短短两个月，便打到了成都城外的“笮桥”（今四川成都南部，当时是成都的南大门）。

直到此时，李势才如梦初醒，慌忙调集成汉的全部兵力——约三万大军，在笮桥摆开阵势，欲与桓温决一死战。笮桥之战，成汉军队占据“主场优势”：一方面兵力是晋军的三倍，另一方面成汉士兵多为巴蜀本地人，熟悉地形，且知道“成都破则国亡”，因此战斗一开始便打得格外凶猛。

晋军前锋部队很快便陷入劣势——前锋将领龚护战死，士兵伤亡惨重，流箭甚至射到了桓温的马前。晋军士兵开始慌乱，有些将领甚至向桓温建议：“将军，敌众我寡，且我军深入敌境，不如暂退，再图后计。”

关键时刻，桓温展现出了“枭雄本色”。他拔出佩剑，指着后退的士兵，厉声喝道：“我军千里而来，为的就是今日一战！谁敢后退，先斩谁！”接着，他转头对袁乔说：“敌军虽多，但阵型散乱，且军心不稳。你带五百精锐骑兵，从侧翼绕到敌军中军，突袭其指挥中枢，只要打乱他们的阵脚，我军必胜！”

袁乔领命，立即挑选五百骑兵，趁着战场混乱，悄悄绕到成汉军队的侧翼。当时成汉军队的中军，正由李势亲自坐镇，士兵们见皇帝在阵中，本还有几分斗志，可当袁乔的骑兵突然发起冲锋，喊杀声震天动地时，成汉士兵顿时慌了——他们以为晋军来了援军，纷纷四散奔逃。

桓温见状，立即下令总攻。晋军士气大振，跟着袁乔的骑兵冲过笮桥，一路追杀，直逼成都城下。李势看着溃逃的士兵，听着城外的喊杀声，知道大势已去。他选择了古代帝王投降的最高规格——“肉袒面缚，舆榇自归”（光着上身，用绳子绑住自己，让人抬着棺材），亲自到桓温的军营前投降。

公元347年，成汉灭亡。桓温以一万精兵，灭了一个立国四十三年的政权，将四川、云南、贵州的大片土地重新纳入东晋版图。消息传到建康，满朝文武震惊不已——他们没想到，这个三十五岁的年轻人，真的能完成“伐蜀”这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朝廷不得不对桓温加官进爵：封他为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晋爵临贺郡公，允许他“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从此，桓温不仅掌控了荆州，还掌控了巴蜀、梁州等西南地区的兵权，成了东晋最炙手可热的人物。而平蜀只是桓温成就“大业”的第一步——要想真正掌控东晋的权力，还需完成一件更能牵动人心的事：北伐。

北伐，是东晋士民心中的“执念”。自公元316年西晋灭亡，中原沦陷于胡人之手后，“王师北定中原日”便成了无数汉人百姓的期盼。而对东晋的权臣来说，北伐更是“积累声望、攫取权力”的最佳途径——只要北伐有成绩，便能被视作“民族英雄”，获得士民的支持，进而压制其他门阀，掌控朝廷大权。

桓温的第一次北伐，选在了公元354年，目标是占据关中地区的前秦政权。当时前秦的皇帝是苻健，公元351年刚建立前秦，定都长安，政权尚未稳固——苻健虽有才干，但前秦内部仍有不少氐族贵族不服其统治，且与周边的前燕、后赵残余势力矛盾尖锐。桓温认为，这是“收复关中，逼近长安”的最佳时机。

为了确保北伐成功，桓温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从荆州、益州调集了四万大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司马勋率领，从子午谷（今陕西长安县南）出发，袭扰前秦的后方；另一路由自己亲自率领，从武关（今陕西丹凤县）出发，直逼长安。同时，他还与前凉政权结盟，让前凉出兵牵制前秦的西部兵力。

公元354年二月，北伐正式开始。桓温率领的主力部队，一路势如破竹：在武关，击败了前秦的将领苻生；在蓝田（今陕西蓝田），又大败前秦的精锐部队，斩杀前秦将领苻苌；接着，晋军攻克了灞上（今陕西西安东郊），离前秦的都城长安仅一步之遥。

苻健吓得魂飞魄散，赶紧将长安城内的老弱妇孺迁入城中，紧闭城门，同时派自己的弟弟苻雄，率领五千精兵驻守白鹿原（今陕西西安东南），抵御晋军的进攻。此时的桓温，站在灞上的高地上，望着不远处的长安城，心中充满了豪情——他离“收复西晋故都”的目标，是如此之近。

就在这时，一件让桓温终生难忘的事情发生了：关中地区的汉人百姓，听闻东晋军队来了，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这些百姓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带着孩子的妇女，还有拄着拐杖的残疾人——他们大多是中原沦陷后留在关中的汉人后裔，有些老人甚至还记得西晋的年号。他们纷纷拿出家里仅有的粮食、酒肉，送给晋军士兵，嘴里不停地喊着“官军”“王师”。桓温看着这些百姓，心中也泛起了酸楚——他知道，这些百姓期盼的，是“收复中原，重归汉室”，而他肩上扛着的，不仅是自己的野心，还有无数汉人的希望。他扶起那位老人，安慰道：“各位父老放心，我军此次北伐，就是为了收复中原，让大家重新做晋朝的百姓。待我攻克长安，必奏请朝廷，让陛下迁都于此，重现汉室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