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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5章 蒯越（第1页）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撕裂了帝国的统治根基，外戚与宦官的火并耗尽了朝廷的最后元气，董卓之乱更是将中原拖入万劫不复的战乱深渊。

在那个“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黑暗时代，无数英雄豪杰、智谋之士如繁星般涌现，在历史的棋盘上逐鹿天下。

其中，有一位出身荆襄望族的谋士，虽未像诸葛亮那样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名传世，也未如郭嘉那般以“鬼才”之誉成为曹操麾下的核心智囊，却以其精准的时局判断、果决的行事风格与深远的战略眼光，在荆州乃至三国初期的政治格局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便是蒯越，字异度。

蒯越出身于荆州南郡中庐县（今湖北襄阳西南）的蒯氏家族，这一家族在荆州深耕数代，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名门望族，其先祖可追溯至西汉初年的着名辩士蒯通。

蒯通曾以“三分天下”之策游说韩信，虽未被采纳，却也因洞察时局的智慧名留青史。

或许是家族血脉中流淌的智谋基因，蒯越自幼便展现出异于常人的见识与才略，加之家族提供的优越教育资源，他少年时便熟读经史，尤其对《孙子兵法》《战国策》等谋略典籍颇有研究，年纪轻轻便在荆襄士林中崭露头角，与兄长蒯良并称为“蒯氏双杰”。

当时荆州名士庞德公曾评价蒯氏兄弟：“蒯良善谋政，蒯越善谋势，若能得此二人，荆州可安。”

这一评价，也为蒯越日后的人生轨迹埋下了伏笔。

东汉灵帝末年，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外戚势力以大将军何进为首，掌控着京城兵权；宦官集团“十常侍”则凭借皇帝的信任，把持朝政，双方势同水火，剑拔弩张。

何进虽手握重兵，却缺乏决断力，在“是否诛杀宦官”这一关键问题上犹豫不决。

为了扩充自己的智囊团，何进广招天下名士，蒯越因其在荆襄的名望，被何进征召入京，任命为东曹掾，负责官员的选拔与考核。

初入洛阳的蒯越，并未被朝堂的繁华与权力的诱惑所迷惑。

他敏锐地察觉到，何进与宦官集团的矛盾已不可调和，而何进的优柔寡断正是致命缺陷。

当时，何进的部下袁绍等人多次劝其先发制人，尽诛宦官，甚至建议召地方军阀入京助威（这一建议最终导致董卓进京，引发更大混乱），但何进始终在“顾及太后颜面”与“铲除政敌”之间摇摆不定。

蒯越多次在私下向何进进言：“宦官专权已久，党羽遍布朝野，若不趁此时机果断铲除，待其察觉杀机，必先发制人。将军虽握兵权，却优柔寡断，一旦事泄，恐有不测。”

然而，何进对蒯越的劝谏置若罔闻，认为自己身为大将军，宦官不敢轻易加害。

蒯越见何进执迷不悟，心中已然断定：何进必败，洛阳即将陷入血雨腥风。

为了避免被卷入这场无意义的政治灾难，蒯越当机立断，以“家乡宗族事务需料理”为由，向何进申请外放地方官职。

何进此时正忙于与宦官周旋，也未多想，便批准了蒯越的请求，任命他为汝阳县令（今河南商水西北）。

果不其然，蒯越离开洛阳后不久，何进便在入宫面见太后时，被早已埋伏好的宦官斩杀。

何进的部下袁绍、袁术等人随即率军入宫，大肆诛杀宦官，宫中血流成河，史称“十常侍之乱”。

而此时的董卓已率领西凉军逼近洛阳，见京城大乱，便趁机入京掌控朝政，废立皇帝，屠戮百姓，将东汉朝廷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无数留在洛阳的官员、名士或死于战乱，或被董卓胁迫，而蒯越却因提前外放，在汝阳安然无恙。

这一事件，不仅让蒯越在荆襄士林中的声望更盛，更让他深刻认识到：在乱世之中，“明哲保身”并非怯懦，而是基于对时局精准判断的生存智慧，只有保全自身，才能在未来的变局中有所作为。

初平元年（190年），董卓之乱引发了连锁反应，各地州牧、太守纷纷起兵讨伐董卓，实则拥兵自重，割据一方。

荆州作为南方的富庶之地，因其地理位置重要（北接中原，南连交州，东望江东，西通巴蜀），成为各方势力觊觎的焦点。

此时，朝廷任命北军中侯刘表为荆州刺史，命其前往荆州稳定局势。

然而，刘表赴任之路却异常艰难——当时的荆州早已四分五裂，“宗贼”横行。

所谓“宗贼”，是指由地方豪强、宗族势力组成的武装集团，他们以血缘为纽带，占据城池，掠夺百姓，根本不承认朝廷任命的官员；南阳太守袁术更是虎视眈眈，暗中支持部分宗贼，妄图吞并荆州；此外，长沙太守苏代、华容县长贝羽等人也各自拥兵，不听号令。

刘表刚抵达荆州边境，便被宗贼势力阻拦，根本无法进入荆州治所襄阳，只能暂时停留在宜城（今湖北宜城），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就在刘表一筹莫展之际，他想起了荆襄望族蒯氏与蔡氏。

蒯氏是荆州本土第一望族，掌控着大量土地与宗族武装；蔡氏则与蒯氏世代联姻，蔡瑁之父蔡讽曾任东汉太尉，蔡瑁本人更是荆州军界的核心人物。

于是，刘表在宜城设宴，邀请蒯越、蒯良兄弟与蔡瑁前来商议对策。

宴席之上，刘表向三人倾诉了自己的困境：“今荆州宗贼作乱，袁术窥伺，苏代、贝羽割据，我欲抚定荆州，却无计可施，还望三位先生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