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犹太区,我听见孩子背诵律法书,在穆斯林区,我闻到香料与咖啡的气息;在基督徒区,我看到圣像前跪着的旅人,在亚美尼亚区,我遇到一个独自在巷口拉琴的老人。
我坐进一家藏在古门之后的茶馆,亚美尼亚女主人端来一杯黑茶。
她问:“你觉得这城像什么?”
我说:“像一个被记忆与争吵同时养大的孩子。”
她笑:“所以才如此难养,却让人无法放手。”
我在书页写下:“耶路撒冷的街道,是千万条真理相互碰撞后留下的折痕。”
女主人走开片刻,回来时多带了一碟葡萄干。
我问:“这是为了款待?”
她摇头:“是我女儿最爱吃的。她嫁给了一位穆斯林,后来在一次暴乱中失声,如今只会用眼睛说话。”
我望向远处厨房门口,一位静坐的女子正用温柔目光望着我们。
那一瞬,我似乎听懂了什么叫“无声的诉说”。
夜幕垂落,我登上大卫塔的城墙,俯瞰整座城市。
灯火如星,镶嵌在厚重的夜色里。远处清真寺的金顶如微光之灯,缓缓闪烁。
耳边传来低吟的祷声,如一曲无声的挽歌,在我心底轻轻敲打。
我轻合《地球交响曲》这一章,在页角写下最后一句:“耶路撒冷,是人类将灵魂交托给时间的石碑。”
在我转身离开之前,有一位赤足男孩靠近我,递来一枚刻有古希伯来文的小铜币。
我问他:“这是什么?”
他说:“是我祖父留下的幸运。”
“你为什么给我?”
他低声道:“你要去西岸,那边更需要运气。”
我攥紧铜币,向他鞠了一躬。
第二日清晨,我坐上驶向西岸的班车。
司机是一位沉默寡言的阿拉伯男子,一路不语,直到车转过橄榄山脚,他忽然低声说:“你知道吗?这城市,从来不属于谁,但谁都无法离开。”
我没回答,只望着窗外那些褪色的旗帜、低矮的房屋、密布的铁丝网。风从山间吹来,带着黄沙,也带来某种莫名的重量。
车子行至城郊,有士兵拦下临检。他们望进我的眼中,像要从我身上辨认出身份、立场与记忆。我平静回应,心却像鼓面紧绷。
那一刻我明白,耶路撒冷不是终点,也不是起点,她是世界的一块心头刺,埋得越深,痛得越久。
地图上的下一站,写着两个字:西岸。
那里,是一段未愈的疼痛,也是希望缝隙中仍然跳动的心脏。
我轻声说:“西岸,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