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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王会悟这么一说，代表们都觉得是个好主意。考虑到马林、尼科尔斯基是外国人，一上火车很惹人注意，代表们决定不请他们去浙江嘉兴。李汉俊是李公馆的主人，正受到密探们的严密监视，也不请他去嘉兴了。陈公博呢？据他说，当天夜里他住的大东旅社突然响起枪声，发生凶杀案，使他再度受惊，他也决定不去嘉兴。

据王会悟回忆，到达嘉兴之后，她安顿代表们在鸳湖旅馆内开了房间，洗了脸，吃了粽子，暂且歇息，然后便请鸳湖旅馆账房先生代订一个中号的画舫，另外，包一桌酒席，借两副麻将。王会悟给了他八个银元，四元半是中号画舫租费，三元是酒菜钱，余下是小费。

上了画舫后，王会悟到后舱跟船老大打了个招呼，递上一包香烟，船便缓缓在湖面上移动。接着，她走过中舱，来到前舱，透过舱门望着“风景”——倘有异常动向，随即报告中舱。

一大代表险被一网打尽（3）

中午下了一场雨，游人四散，湖面上更为安静。中国共产党一大最后一次会议，就在这时开始。

代表们讨论着党纲和决议。那张放在李汉俊家抽屉里，被密探们所忽视的“废纸”，此刻成为代表们字斟句酌的文件。

第一个获得正式通过的，便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据李达回忆，那天的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

天色渐暗，大会进入最后一项议程，即选举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考虑到当时的中###员不过五十多人，各地的组织也不健全，所以决定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建立中央局。中央局的人选很简单，共三个，即书记一人，宣传主任一人，组织主任一人。

选举结果，以集中的票数，一致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张国焘被选为组织主任，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

当天晚上，代表们便乘火车返回上海。抵达上海时，已是夜色如黛了。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一大，就这样结束了。

当北京的代表刘仁静正要踏上北上的火车时，一个高大的身影向他走来，并用力地握住了他的手。素有“小马克思”之称的刘仁静定睛一看，是湖南代表毛泽东。几天会议下来，“一大”代表中最年轻的刘仁静与毛泽东彼此都很熟悉了。天资聪颖的刘仁静十分感谢毛泽东能来为自己送行，激动地向毛泽东表达了自己的谢意。毛泽东紧紧握着刘仁静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你以后要多做实际工作。”显然，与先前比刘仁静大6岁，曾在武昌私立中华大学部学习的恽代英一样，毛泽东也准确地看出了刘仁静我行我素不大务实的弱点，但他不方便像恽代英那样明说，便委婉地提出希望刘不光只读马列主义书本，还要理论与实际结合去指导中国革命实际。然而，虽然刘仁静此时的身份不可与当年在武昌时同日而语，但他对人对事的态度和方法几乎没有任何改变。这位后来曾参加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成立后的第一个代表团去彼得堡参加共产国际四大，并曾受到俄共著名领导人之一托洛茨基的单独接见，自称“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的刘仁静最终自行脱党被除名，成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另一类悲剧人物。

那时的毛泽东确实比刘仁静高明得多。他是湖南湘潭韶山冲人，农家子弟。近代中国人尤其是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带兵做事。早年毛泽东就推崇其师法，受其种种影响。过去研究早年毛泽东的学者，大多回避了这个问题，或者即使接触到了，也是浮光掠影，蜻蜓点水，似乎他生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其实毛泽东早年给友人的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曾国藩本是个读书人，一生尊奉程朱理学，以“理”为世界万物之本，又同时极其重视经国济世之学；既研究理学，又酷爱文学，对韩文、庄子嗜之成癖。毛泽东很欣赏曾国藩以洞悉“大本大源”为学问之极致的思想。他引为“大本大源”证据的，正是后来对曾国藩的评价中最成问题的扑灭太平天国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毛泽东认为曾国藩的过人之处，是把一场满汉之间的民族战争，一场地主农民之间的阶级战争，说成是一场维护名教，也就是保卫中国传统文化的战争，终于赢得镇压太平天国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他认为“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是洪秀全的手段错了。”这时他是站在同情太平天国的立场上，为太平天国总结历史教训的。这似乎可以说，毛泽东认为太平天国的革命实践没有与当时的中国实际相结合，正是因此最后遭到失败。这似乎也可以说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了中国革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青年时的毛泽东是个敢于实践的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曾参加长沙的起义新军，当兵没多久，就考入不要学费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读书期间，毛泽东常和同学们攀登岳麓山或到橘子洲头游览、畅游湘江，一起研究学问，讨论国家大事。

一大代表险被一网打尽（4）

北宋初年创建的长沙岳麓书院是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经常有著名学者在此讲学，南宋时，大理学家朱熹和张载都曾在这里讲过学，弟子达千人。岳麓书院对湖南影响深远，学术界虽然经过心学、实学的几度变迁，又有清代训诂考据之学兴起，但对湖南影响甚微，程朱理学一直在这里占据着统治地位。湖南文士多习理学，习汉学者很少，但无论习理学或汉学，都注重研究有用之学和社会实际问题，而终形成近代颇有影响的湘湖学派。民风强悍加上经世致用之学又造就了湖南有知识者对于政治和军事的关心和热衷。也许这就是在近代中国湖南多出政治家和军事将领的缘由吧。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期间，对他影响最大并被他奉为楷模的是服膺曾国藩的湘湖学派的传人，修身课教员杨昌济。

毛泽东是杨昌济的得意门生。

杨昌济在1915年4月5日《达化斋日记》中提到毛泽东，以为他出身农家“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文中的曾涤生、梁任公指的是曾国藩、梁启超。由此可看出杨昌济当时是多么看重毛泽东，要把他培养成曾、梁似的人物。

杨昌济慧眼识英才，后来杨成为毛泽东的岳父。

毛泽东很重视杨昌济的意见，他不只是读了不少曾国藩的书，兴趣和见解也受其影响。

杨昌济是一位学贯古今，融通中外的学者，更是一位爱国心切、道德高尚、思想进步、诲人不倦的教育家。当年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一批好学深思，力求上进的第一师范学生聚集在杨昌济的周围，继承发扬着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在湖南的传统。毛泽东更是于1917年组建新民学会并开办了中国当时第一所革命的工人夜校，成为“五四运动”时期湖南革命力量的核心，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很好的组织准备。在新民学会成立时，毛泽东特别讲明这个学会的创立同杨昌济的教育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