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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1页)

“这孩子得了麻疹和肠胃炎,还长了癣。”让-皮埃尔说,“看他脏兮兮的,显然营养不良。”

“这些孩子不都是吗。”简说。

两人用法语对话,通常在一起时总是如此。孩子的母亲看看这个,再瞧瞧另一个,好奇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让-皮埃尔觉察到她的焦虑,于是用达里语对她说:“你儿子会没事的。”

他来到洞穴的另一侧,打开了药箱。所有送到诊所来的孩子都会注射预防结核病的疫苗。在准备卡介苗针剂的同时,让-皮埃尔用眼角的余光观察着简。她正小口喂孩子喝补水饮品——一种葡萄糖、盐、小苏打、氯化钾清水溶液的混合物,并在孩子小口嘬饮的间隙,小心帮他清洗脸上的污秽。她的动作迅速而优雅,仿佛心灵手巧的手工艺人——塑造黏土的陶艺家,或是挥舞着泥铲的瓦匠。他注视着,看她带着无尽关怀,用纤细的双手小心碰触着孩子惊恐的面庞。他爱这双手。

他转身将针拔出,这样便不会让孩子看见,然后将针藏在袖子后面,再次转过身,等简就绪。他端详着简的脸,看着她清洁孩子右侧肩上的皮肤,看着她用酒精擦拭伤口。那是一张俏皮的脸,一双大眼睛,翘起的鼻子,宽阔的嘴形,那嘴角总是泛着笑容。然而现在,她的神色凝重,下颌不时左右动着,仿佛咬牙切齿——这是她专注的表现。让-皮埃尔对她的表情了如指掌,然而对她内心的想法却一无所知。

他时常猜测简的想法,几乎无时无刻不这么做,然而却没有勇气当面问她,因为这样的对话很容易步入禁区。他必须时刻警惕,如同一位出轨的丈夫,生怕自己的只言片语——甚至是脸上的一个表情——会将自己暴露。任何关于真相与欺骗、信任与背叛、自由与专制的谈话皆属禁忌;而任何可能引入这些雷区的话题——诸如爱、战争和政治也同样尽量避免。甚至对于那些无伤大雅的话题,让-皮埃尔也是谨小慎微。由于缺少谈资,两人的婚姻生活也少了许多亲密,连做爱都感觉别扭。让-皮埃尔发现,除非自己闭上眼睛,想想自己身处别处,否则无法达到高潮。由于香塔尔的降生,过去的几周他不需要在床上“表现”,这让他松了一大口气。

“就等你了。”简说。让-皮埃尔这才意识到妻子在对自己微笑。

他提起孩子的手臂,用达里语问道:“你多大了?”

“五岁。”

趁孩子说话时,让-皮埃尔将针头刺入。孩子立刻啼哭起来。那哭声使让-皮埃尔想到五岁时的自己,第一次骑车摔倒,哭相与眼前的男孩如出一辙。那是一种尖声的哀号,声讨着那意想不到的疼痛。他看着眼前这个一脸苦相的小病人,回想着当初的疼痛与愤怒,心中不禁想:当初的小家伙又何以走到今天呢?

他放孩子去找妈妈,数出三十粒250克灰黄霉素胶囊交给那位母亲。“让他每天服一粒,直到全部吃完。”他用简单的达里语说道,“别把药分给别人吃,他需要这些用量。”这样一来癣病能得以医治,麻疹和肠胃炎则要顺其自然了。“让他卧床休息,直到疹子消失。务必让他多喝水。”

女人点点头。

“他有没有兄弟姊妹?”让-皮埃尔问道。

“五个兄弟,两个姊妹。”女人骄傲地答道。

“他应该被单独隔开,不然其余的孩子也会染病。”女人看起来一脸迟疑:她家里很可能只有一张床,所有的孩子挤着睡。让-皮埃尔对此无能为力。他继续道:“等药吃完,如果他还不见好,带他来找我。”其实孩子真正需要的是充足的食物——既要优质,又有营养。这一样让-皮埃尔给不了,她的母亲也不行。

母子两人离开洞穴,孩子瘦骨嶙峋,一副病态;而母亲也显得弱不禁风,筋疲力尽。他们很可能跋涉了几英里路才到达这里,一路上多数时间里孩子由母亲抱着。如今看完了病,两人想必又要步行回去。这孩子很可能还是活不下去,不过至少不会死于肺结核。

还有一位病人——一位玛朗乞士。他是班达的圣者。此人疯疯癫癫,多数时候衣不蔽体。他从班达上游二十五英里处的科马尔开始,一路沿五狮谷而行,一直到西南方六十英里以外苏军占领平原上的恰里卡尔。此人成日胡言乱语,经常看到幻象。阿富汗人认为玛朗乞士都是有福之人,不但能容忍他们的怪异言行,还热心施舍饮食与衣物。

乞士走进来,腰上围着一块破布,头上还戴着一顶苏联的军帽。他紧捂着腹部作疼痛状。让-皮埃尔倒出一把二乙酰吗啡药片交给他。疯子将这些合成海洛因药片攥在手里,转身就跑。

“他肯定对这些东西上瘾了。”简说,声音中明显不甚赞同。

“他确实有瘾。”让-皮埃尔承认道。

“那为什么还给他?”

“他有溃疡。不然我还能怎么做——给他开刀不成?”

“谁让你是医生啊。”

让-皮埃尔开始打包。次日清早还要在科巴克坐诊。科巴克距此有六七英里的山路,途中他还有约要赴。

那个五岁孩子的哭声为山洞里带入一丝旧日的氛围。仿佛是旧玩具的气味,或是某道奇异的光线,促使你揉搓双眼。让-皮埃尔隐约感到有些恍惚。他看到孩童时所见过的人不断从眼前闪过,他们的脸孔与周围的事物重叠在一起,仿佛一架偏离了的放映机,将电影的画面打在了观众的后背,而非银幕之上。他看到自己的启蒙老师——带着钢框眼镜的麦迪生小姐;还有雅克·勒方丹,因为被叫作骗子而把让-皮埃尔打得鼻子流血;他看到纤瘦的母亲,一身不合适的衣装,总是心神不定;他尤其看到父亲,一个高大结实的愤怒壮汉站在禁区之外。

让-皮埃尔努力集中精神,整理去科巴克可能需要的器械和药品。他装了一烧瓶的纯净水,准备出门喝,当地村民会提供吃食。

他将行装拿到外面,驮在脾气暴躁的老母马背上——这就是他此类远行的脚力。这头牲口可以走上一整天的直线,就是不愿意拐弯儿,因此简叫它“麦琪”,与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同名。

让-皮埃尔整装待发。他回到山洞,亲了亲简柔软的嘴唇。他刚要转身离开,法拉抱着香塔尔走进来。孩子在哭闹。简立即解开衬衣口子,把乳头送到孩子嘴边。让-皮埃尔摸摸孩子粉嫩的脸蛋说道:“祝你好胃口。”接着转身出门。

他牵着麦琪一路下山,来到荒芜的村庄,一路沿河堤向西南而行。烈日之下他快步前行,不知疲倦,对此他早就习以为常。

医生的伪装已甩在身后,想到马上要赴约,他不由得开始紧张。安纳托利会去吗?他有可能被耽搁了,甚至有可能被擒。如果被抓到,他会交代吗?他会因为不堪折磨而出卖让-皮埃尔吗?会有一群残酷成性的游击队员埋伏在约见地点,等着他掉进圈套,好报仇雪恨吗?

尽管他们富于诗情,信仰虔诚,这些阿富汗人终究是蛮族。这个国家最盛行的运动是“马背叼羊”,这种运动既危险又血腥:一具无头的小牛尸体陈于场地中央,对抗双方骑马列队各站一方。一声来复枪响,一众人马纷纷奔向牛尸。竞技的目标在于抢到尸体,将其驮到约一英里之外的预定地点,再将其带回场地,途中尽量不让任何对手抢到分毫。当这具血肉模糊的尸体被抢得四分五裂时——事实上往往如此——便将由裁判判定哪一方夺得的部分更多、更大。去年冬天,让-皮埃尔恰好碰上一场比赛正在进行,地点就在五狮谷的罗卡镇。看了几分钟,让-皮埃尔才意识到:比赛双方所争抢的并不是什么小牛尸体,而是人,一个一息尚存的大活人。他对此反感到了极致,甚至试图阻止比赛,有人告诉他那个倒霉蛋是个苏联士兵,仿佛这样的解释便足够一般。此后玩家们便不再理会让-皮埃尔,五十个骑手个个玩兴正酣,都想在这场野蛮游戏中一展身手,他根本无法引起任何人注意。让-皮埃尔没有留下来眼看着那个人丧命,也许他应该留下。因为每一次他担心自己暴露时,那个苏联人的惨状便浮现在他的脑海,挥之不去:无助的神情、涌出的鲜血、四分五裂的躯体……

过去的感觉依然如影随形。一路上,他看着岩沟卡其色的石墙,童年的景象与被游击队捉到的噩梦交织在一起。最早的记忆便是关于那场审判,以及爸爸被判入狱时内心强烈的愤怒与不公感。当时的他还不怎么认字,不过还是能从报纸的标题上辨认出爸爸的名字。那时的他应该是四岁,这样的年纪,他并不理解“反抗组织”英雄的意义何在。他知道父亲是共产主义者,父亲的朋友们也都是:牧师、鞋匠以及在村里邮局坐柜台的男人;然而让-皮埃尔一直以为,大家之所以管父亲叫“红色罗朗德”是因为他发红的脸膛。当父亲被判叛国而坐牢五年,他们告诉让-皮埃尔这肯定与阿卜杜尔舅舅有关。阿卜杜尔是个有着棕色皮肤的凶恶男人,在让-皮埃尔家待了好几个星期,他是FLN(“民族解放战线”)的人。可当时的让-皮埃尔并不懂得FLN是什么东西,还以为是动物园的大象什么的。他始终明白并且相信的只有一点:警察很残酷,法官很狡诈,人民大众都被报纸所欺骗。

一年年过去,他理解的东西越来越多,煎熬感愈来愈深,他的愤怒也随之加剧。上学时其他的男同学都说他爸爸是卖国贼。他说恰恰相反,父亲勇敢地抗争,冒着生命危险在战斗,可是没人相信他。他和母亲搬到另外一个村子住了一段时间,不过还是被邻居知道了身份,他们纷纷告诫自家的孩子不要跟让-皮埃尔一起玩。最糟糕的还是探监。父亲的变化很明显,他越来越瘦,越来越苍白,病态越来越明显;最难过的是眼睁睁看他成为阶下囚,穿着邋遢的囚服,被人吆来喝去,战战兢兢,开口闭口管那些拿着警棍横行的恶霸叫“长官”。不一会儿,监狱的气味开始叫让-皮埃尔觉得恶心,一进门就想呕吐;而母亲也不再带他去探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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