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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第1页）

回到阿卡特拉镇后，我整天闲荡，无所事事。我仍然盼望能得到西亚的讯息，虽然白费工夫，可我仍不断去邮局挂电话。得不到任何回音，我便去喝龙舌兰酒，然后再喝杯啤酒压上一压。我不再去傅路易饭店打牌赌钱了，再也没有去见那班人。吉普森已以无业游民被逮捕，遣送回美国，因而伊基的妻子要伊基回到她身边。他们那小女儿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当我看到他们出来散步时，觉得她这样小小年纪就已这么懂事，禁不住很可怜她。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坐在一家下等酒吧的长凳上，身上穿着肮脏的裤子和衬衣，留着三天未刮的胡子。我很想大声叫嚷，“啊，你们这帮还活在世上的人，你们在干些什么！就连幸福和美都像是一场电影。”不知有多少次我感到自己眼泪汪汪。有时候我又感到怒气填膺，想大喊大叫一通。任何别的动物都不会因为它们的叫嚷、怒吼、尖鸣、狂嚎、乱噪，或者长哞而受到斥责。人类则得有更讲究的宣泄方式。可是不管怎样，我要跑上一座山岗，放声大叫，偶尔只会让个把印第安人听到，他就是听到了也不会说出他对此的想法；在那儿，我可以放声倾诉自己的感情，或者是大声地喊叫。这样会使我暂时觉得好受点。

我有一个相交不久的同伴，他是个俄国人，因为打了一场架，被哥萨克骑士合唱团给扔下了。他依旧穿着那身有白色滚边和空弹袋的卡其紧身服。他很自豪又带有神经质。爱咬手指甲。他的头光光的，这使得他那端正庄重的脸上好似带着一层柔光。不论什么时候，他的脸都刮得干干净净。他的鼻梁直挺，嘴角往里缩进，带有一点怨意，两条乌亮的浓眉长得连在一起。见鬼，他的模样跟我见过的照片上的诗人邓南遮[1]，真是再像也没有了。

他嗜酒成性，却又身无分文。不用多久，他就会像吉普森那样被抓起来。我身上也只剩下很少一点钱了，但我不时还能买瓶龙舌兰酒喝，所以他靠上了我。

说起来，我觉得我跟他的关系，有点像我跟伊基女儿的关系，我怜悯她那么一点年纪就得懂事。开始，我为有这个伴儿感到懊丧，可后来我变得对他比较喜欢了。由于我想找个人谈谈有关西亚的事，我便对他倾吐了心中的一切。从头到尾全告诉了他。我满以为他会同情我。这是他前额上标志着悲伤的军旅生涯那道道深深的皱纹使我这样想的。

“所以你瞧，这有多难熬啊，”我说，“我心里一直为这感到不好受。我痛苦极了。有时候，我简直半死不活的。”

“等着吧，”他对我说，“你还没见过多大世面哩。”

这话惹得我对他非常生气。我气急败坏地冲他说：“哼，你太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了！”我真想把他一拳打翻在地；我已经醉得差不多了，做得出这种事，“你是什么意思，你这臭东西！你这哥萨克笨蛋！我把我的心事告诉了你，可你——”

可是他想转移重点，强调他自己的心情。这个光头、红鼻子以及有含带怨意的嘴的家伙。不过他并不是个命途多舛的可怜虫。只是天生长相如此。当然，他也有他的辛酸。他无可奈何地坐在那儿。他身上的那股气味，就像从前家里用过的一种擦脚粉。不过他毕竟还是个讨人喜欢的人。

“好吧，老兄，”我说，“说真的，你的日子也不好过。也许你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哈尔滨，或者是你来的那个地方了。”

“不是哈尔滨，是巴黎。”他说。

“好吧，是巴黎，你这可怜的傻瓜。就算是巴黎吧。”

“我在莫斯科有个叔叔，”他说，“他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女人去教堂。这可把在场的人都吓坏了，因为他留着小胡子，样子十分凶暴。有个警察对他说，‘先生，我看你像个男人。’他却回答说，‘你知道吗，我看你像个女人，不像男人。’说完他就走掉了。谁见了都怕他。”

“这很有趣。但这怎么能说明我没见过多大世面呢？”

“我的意思是说，你现在只是在爱情上失望罢了，然而你可知道，除了爱情之外，还有多少事情上会让人失望？你是幸运的，只是在爱情上失望，往后也许会有更可怕的事情。你不觉得我那个叔叔是因为感到绝望，才去那个黑暗的教堂吓人的吗？他不得不利用自己的力量。他感到自己只有几年可活了。”

我假装听不懂他的意思，因为我当时想的是让他显得荒唐可笑，然而我心里很清楚他想说明什么。生命必然要终结，其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生命终结时带着那么多的失望。这倒是事实。

最后，我不得不终止跟他一起四处游荡，他竟为妓院老鸨尼格拉拉客了。我决定动一动，换个地方。我把自己那些漂亮行头，像马靴啦，能在休伦湖里救生的夹克啦，全都卖给了傅路易。带着卖得的钱便去了墨西哥城。我打消了等待西亚原谅的念头。可是身边没了她，独自一人住在女王旅馆实在让人伤心。经理和女工们都还记得她和那只鹰。他们也看出我的生活已不如从前，没了旅行汽车，没了行李包裹，没了凶禽，没了幸福的欢乐和在床上吃芒果的情景，等等，等等。晚上，一对对幽会的情侣吵闹不止，这实在已不是我住的地方。可这儿的房价便宜，于是我也就充耳不闻了。

一直没见在韦尔斯·法戈的斯泰拉汇钱来，好在我有赛维斯特在科尤坎的电话号码，要是实在没钱了，可以给他打电话。我想先到曼尼·佩迪拉的表兄那儿碰碰运气。他跟曼尼完全不像，瘦瘦的，红皮肤，露出一嘴牙齿，一副饿相，是个钱迷心窍的人。他很想带我逛逛墨西哥城，可是西亚已经带我逛过了。他又要给我介绍西班牙文学，最后他还向我要了点钱，说是给我买条披毯，可是从此就再也没有露面。

尽管我知道我已经再也得不到西亚，由于她那难以相处的观念和我自己怪癖的性格，她已经绝对离开了我，可我还是身不由己地对她念念不忘。所以我在这座城里到处闲逛，把事情细细地考虑了一番。我常常去看墨西哥流浪乐队的表演，以及演奏死亡歌曲的残疾人小提琴手的演出。或者是看看那些卖花女和在糖果货架上嗡嗡直转的蜜蜂。无论朝哪个方向转，都可以看到火山顶上的皑皑白雪以及整座山峦在雪中悠悠漂动。在那些日子里，我尽可能不照镜子，因为我既面容憔悴，又有病色。有一阵子，我仿佛觉得死神走上前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准备好了吗？”我考虑了一会，然后回答，“好了。”因此，从某一种意义来说，我算是死了。如果说，现在我已经明白一点事理的话，那就是，人要是没有壮志和宏愿，是很难活下去的啊！不过，这座城市很美——尽管肮脏、贫困、到处乱涂抹——气候也很温暖，这使我得以活下去。我心里常常抱怨，精神上感到很懊丧，可是我没有一直处于极端的绝望之中。

我终于还是跟赛维斯特联系上了。他来看我，还借给我一点钱。开始，他说话不多，我心里明白，他不便讲政治方面的问题和机密事。

“看你面黄肌瘦、破衣烂衫的，”他说，“要不是我认识你，我准会把你当作那班泛美流浪汉中的一员哩。你得去把自己弄得干净一点。”

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卡利古拉从一千英尺高空抛向地面的东西。空气在嗖嗖嘶鸣，眼前的色彩像耶路撒冷的一般。我站起来虽然感到头晕，但仍然极力保持平衡。那就尽量先保持平衡吧！就像这样！这可不是容易的事。赛维斯特看出我要洗心革面，重新振作起来，不想就此垮掉。他聚起嘴角小小的黑色皱纹，朝我咧嘴而笑，他总是觉得我可笑。

“我的运气坏透了，赛维斯特。”我说。

“我知道，我知道。嗯，你是想在这儿混下去等待时来运转呢还是想回芝加哥？”

“你看呢？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那就先待着吧。这儿有一位同情者，只要弗雷泽跟他讲一声，他会供你暂住一段时间的。”

“我很乐意，十分感谢，赛维斯特。这位同情者是谁呀？”

“是老头子[2]一位多年的朋友。他会给你安排的。我不想看到你这样浪荡下去。”

“哎呀，谢谢了，赛维斯特。多谢了。”

于是，弗雷泽随后便来带我去见那位同情者。他叫帕斯拉维奇，是个和蔼的南斯拉夫人，住在科尤坎那边一幢小别墅里。他嘴角有深深的皱褶，上面长着纤小发亮的胡楂，就像晶石洞或岩石世界里的奇观，满布着细小的晶石。他是个颇为独特的人，他的头就像洋葱，头发剪得短短的。我们在花园里见面时，他的头顶一直在冒热气。

他说，“十分欢迎你。有你这样一位同伴非常高兴。也许你可以教我英语吧？”

“当然可以，”弗雷泽说。弗雷泽的模样也变了。我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咪咪管他叫“传教士”。他双眉之间聚着深思的皱纹，那样子确实像个牧师。也像个南北战争时南部联军的军官。他显得心事重重，似乎在专心思考一些重大的事情。

他把我留在帕斯拉维奇这儿便走了。不知怎么的，我总觉得自己好像被寄存或保留在这儿似的。可是我已经疲惫不堪，不太在乎他心里打的什么主意了。帕斯拉维奇带我看了房间和花园。我呆呆地望着那些小鸟，关在笼子里的和自由自在的，还有在花丛中和多刺的仙人掌之间飞翔的蜂鸟。墨西哥神像有的躺卧在草丛中，有的站立在小径旁，它们揪住自己，在泛蓝的氤瘟中凉凉它们的热腾腾的牙齿和舌头。

帕斯拉维奇是个和蔼、多虑、温顺而又顽强的人，他为南斯拉夫的报刊访遍了整个墨西哥。他自称是个布尔什维克和老革命，其实他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如果我见过那种人的话。样样事情都能使他感动，眼泪就像松树流出松脂那样没完没了。他弹钢琴，弹奏肖邦[3]的曲子，在弹一首进行曲时，他对我说，“肖邦的这首曲子是他同乔治·桑[4]在马约卡岛时，在一场暴风雨中创作的。当时乔治·桑正在地中海上航行。她回来后，他对她说，‘我还以为你淹死了呢！’”他用他的墨西哥鞋子踩着踏板，这让人想起悲剧中的尼禄。帕斯拉维奇最爱法国文化，极想在这方面教导我。实际上，他对教学着了迷。老是说，“给我讲讲芝加哥吧。”“给我讲讲格兰特将军[5]。我也会教你的。我会告诉你丰特奈尔[6]的火腿蛋卷的事。我们相互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