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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大多数难友一个多月来在山上躲避搜捕、寻机突围,被饥饿疾病折磨得衰弱不堪,整个队伍显得十分狼狈。我心里多么希望难友们能挺起胸膛来,就是打了败仗也要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气!但我也理解难友们肯定也和我刚被俘时一样还陷在深深的羞辱、迷惘和痛苦之中。

拐过一个山脚,集中营的密密匝匝的铁丝网赫然出现在我眼前。再往前走,就看见在公路两旁的铁丝网里面挤站着不少裹着绷带、拄着拐杖的难友在观看我们的队伍。他们虽然换上了美军的旧军服?但不少难友还戴着自己的军帽,其中不少是人民军军帽。看来这是伤病战俘集中营,而且中朝难友们被关在一起。

志愿军难友大都沉默地用难过的眼光看着我们,而人民军难友们的神情则要开朗得多,有的甚至对着我们把两只手举起来紧紧地扣在起摇动着,示意我们中朝军队的团结和友谊,使我十分感动!我看看自己周围的难友没有什么表示,就赶快向他们点头致意。

朝鲜姑娘的歌声

过了好几个伤病战俘营,公路伸向一个高坡。高坡旁有一个孤立的集中营,从那里传出阵阵悠扬的歌声,使我非常惊讶!走上高坡,我看见铁丝网里的小广场上整齐地成正方形围坐着上百名女战俘,都戴着人民军军帽,一位臂上戴有袖标的姑娘竟然在那里指挥着四部女声合唱。那歌曲我曾听朝鲜房东的女儿唱过,是流行的朝鲜民谣《春之歌》。啊,这真是仙乐,那么优美的旋律,那么动听的和声!一个多月来,我生活在一个没有生气没有歌声的世界里,突然听见了从牢狱里传出来的歌声,而且竟然是描述春天的歌声!它深深地触动了我心里对自由、爱情、光明的渴望!我的眼睛模糊了:春天,春天,如果在我眼前晃动的不是带刺的铁丝网和黑色的枪口,而是绿树、鲜花,如果这梦幻似的歌声是来自鲜花丛中,该多么好!

歌声突然中断了,那位小合唱的指挥者看见了我们的队伍,向我们跑过来,站在铁丝网跟前用带有东北口音的中国话喊:“志愿军战友们好!朝中人民是一家!金日成、毛泽东万岁!”

我们的队伍停了下来,难友们抬起了头。我激动地回喊:“人民军女战友们好!毛泽东、金日成万岁!”正喊着,冷不防背上挨了一枪托,一声怒骂响在我耳边:“GODDAMN!DONOTSTOP!DONOTLOOKAROUND!”(混蛋,不许停留!不许东张西望!)这使我冷静下来,使我更痛切地意识到自己的囚徒身份!

搜身比赛

我们被押送到挂有“第10号战俘收容所”牌子的营门口就停了下来。接着,两旁的美国卫兵开始了对我们的“搜身比赛”。他们狂呼着一拥而上,搜索每一样值钱的东西:钢笔、手表、打火机……每当有人搜到一样东西就发出一声欢乐的怪叫。我原以为自己藏得很好的瑞士GYMA怀表可以免遭劫难,也被一个大胡子美军在我裤档里找到了,他摸到以后得意地怪笑着,硬把我的裤子全部扯了下来,拿着怀表对别的美军高喊“GYMA”!炫耀他的“胜利”。

那只怀表本是我父亲送我的珍贵纪念品。1948年我从清华大学到解放区跨过封锁线时,曾用同样的办法使它免被国民党士兵搜走。这次却没有躲过更为狡猾贪婪的美国兵。

经过这次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我们被赶进了第10号集中营。我们列队进入一个帐篷,完成每个人的入营登记。在“战俘登记卡”上除了写明姓名、性别、年龄、籍贯、所在部队番号、军衔、职务、健康状况等等之外,在卡片的顶上还有一个要求战俘本人必须记住的战俘编号。

我的编号是730930。

然后由一些从战俘中选任的工作人员各领50名新来的战俘到一个空帐篷里住下来。同时,扔给我们每人一床旧军毯,一身美军士兵替换下来的旧军衣,上面打印有“P。W。”(战俘)的字样,拿走了我们的志愿军军装。从此,我们就正式开始了集中营内的战俘生涯。

寻找

当我疲惫不堪地躺在潮湿的草垫子上,思考着下一步行动计划时,进来了一位胖胖的战俘操着四川口音问:“你们哪个会写英文?要会,就来参加填写登记卡片工作,我们人手不够。”帐篷里无人响应,我慢慢地举起手,他高兴地向我招手,我们一直走出帐篷。

我们坐在一条田埂上,手里扯着脚下那些因修建集中营而荒芜了的田里的杂草,慢慢地交谈起来。

开始我们只是互相试探,交换了各自的简单情况。当他知道我也是四川人、大学生、宣传队员等等情况后,显然在感情上比较亲近了。于是,他告诉我他名叫方向前,四川人,从中学志愿参军,在部队当文化教员,被俘较早。因为会些英文,一直在这个集中营的“卡片登记科”工作。

在我请求下,他介绍了不少情况:这个集中营主要是接收从前方新下来的志愿军战俘,进行登记、分类、编队后,即送往巨济岛战俘营长住,只有登记卡片的工作人员、炊事班、清扫队继续留下来。另外在这个集中营里还有一个特殊的小集中营,叫“G-2”,是美军情报部门设置的专门审讯战俘、收集情报的地方,受审人员也是流动的。管理这个集中营的美军上尉叫泰勒。看起来为人还和善。他手下有个美军少尉负责后勤供应。负责营内管理的有一个大队部,从大队长、翻译,到文书、卫生员、通讯员等都由战俘担任。大队下面有中队和小队,都设有中队长、小队长。只有大队长是由美军上尉任命的,其余工作人员全由大队长挑选。

最后他说:“你就到卡片登记科来工作吧!这样至少可以不出苦工,可以吃饱饭。”我问:“怎么当个普通战俘连饭都吃不饱?”他苦笑了一下说:“这里每天吃两餐,每餐只有大半碗大麦米饭,饿不死也吃不饱。”

“担任工作的战俘不是应该和美军士兵同等待遇么?”

“你听谁说的?”

“日内瓦战俘公约规定的呀!”

“我们这里从没有听说过。”

“你们怎么能吃饱饭呢?”

“美军上尉规定我们工作人员吃饭直接由伙房送来,一般都比普通战俘多点,这就算是报酬吧!”

我想:我必须首先熟悉环境,摸清敌我友情况,再确定自己的行动方针,既然在“卡片登记科”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便同意了方向前的推荐,和他一起干上了登记工作。

几天以后,我确定他是一个敦厚正直的爱国青年,便发展他参加了爱国主义小组。

朝鲜战友崔成哲

一天,我因感冒发烧到营内的医务室去看病。给我看病的是个很精干的黄种人,年龄不过30岁,穿着白大褂。我以为是美方雇佣的华侨大夫。但等我刚坐在他旁边,他举起大拇指用很蹩脚的中国话问:“你的,蒋介石的这个?”

我惊讶地看着他,没回答。

他又问:“那么,毛泽东的这个?”

我环顾一下周围,用英语问他:“你会说英语吗?”

他高兴了,使劲点点头说:“当然!”便用英语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我反问他是不是劳动党员?怎么来这里当医生?

他笑了,说:“我是人民军军医,去年被俘的,我一直在给中国难友们看病。但凡是找我看病的我都要进行考试,如果你说蒋介石好,我就不给你好药!”

他的神情是那么天真。我也不禁笑了,说:“你不怕我去向泰勒上尉告密?”

他摇摇头说:“我看你不像坏蛋,你一说英语我就更可以肯定了。你们志愿军会说英语的只有大学生,而大学生是不会当叛徒的!”

“你的这个推理并不可靠。但我可以告诉你,我是你的同志,你的兄弟!”

他激动地站起来,紧紧地拥抱着我,在我耳边低声说:“我是劳动党员,你是共产党员吧!”

我轻轻地点了点头,我们拥抱得更紧了!看到旁边的病人奇怪地看我们,他冷静下来,放开我仔细地为我诊断了病情,给了药,又用英语跟我约定晚饭后在医务室见面,有要事相商。

晚饭后,我走进医务室,只有他单独在那里等我,桌上还摆着打开了的水果罐头。他一见我又赶上前和我热烈拥抱,把我按到他自己坐的椅子上,把罐头移到我前面用英语说:“我没有更好的东西招待我的好朋友,请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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