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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个中国人的嘴巴，司机懂日文，告诉孩子们：那个人是因为不肯向日本人敬礼才被打的。小小年纪的李敖第一次感受到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凌辱，幼小的心灵开始埋下仇恨的种子。

二是山西的火车车轨都比其他省份窄小，相应火车也小些。此等怪事与阎西山有关，他因为害怕别人乘火车进山西抢他的地盘，索性让铁轨与外界不接轨。

三是山西人吃醋太多。在禁烟局门口他曾看到一个警察蹲在地上吃面条，放了好多好多醋，当时他还奇怪为什么他将醋当汤喝，后来才知道爱吃醋是山西人的习惯。

四是在太原的公园里看到一只母鸡长着比公鸡还高的冠子，也会叫鸣，只是声音完全不像公鸡，而是一种说不出的怪调，旁边还放着她下的几个鸡蛋。

五是看过一次山西梆子，演员出台的地方挂着一面很大的锣，不时敲打出震耳欲聋的声音，演员的唱腔也尖得要命。

六是看了一次日本的什么剧，演员脸上涂得粉白，五官都是画出来的，不成比例，奇丑无比，唱法使人感到不在人世间，或拖长声调无病呻吟，或拉着女人头发怪腔喊叫，看得人毛骨悚然，使他一直对日本人没有好印象。

除了太原以外，他有一次还同爸爸去了榆次和太谷；太谷是山西最早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地方。他记得参观过一家医院，医院中有一架人体骨路，那是李敖生平第一次见到骷髅。

但是山西对少年李敖影响最大的不是地，而是人，是一个名叫温茂林的山西人。温茂林是李家的男佣人，他长得两眼有神，有腮无肉，中等身材，中年岁数，穿着裤角缠绸带的黑棉裤，留平头，一派典型的中国淳朴的农民打扮，李敖一大到太原，他就来了，负责照顾李敖的一切，整天和李敖形影不离。他的话不多，粗识文字，脾气很倔，李敖做错了事，他甚至会怒目指责，李敖生气是生气，但却越来越喜欢他。李敖说自己日后的一些耿直脾气，也深受这个男佣人的影响。

2．颠沛流离（3）

温茂林忠心耿耿，性情梗直，很受李家的器重，后来李敖从太原到了北京，他也跟着去了，继续照顾李敖。有一天，李敖的父亲把几只中国旧式茶碗放在桌子上，就出门了。李敖好奇地看见茶碗四周都画有光着身子的男人女人，正觉奇怪，这时温茂林走过来，声色俱厉地向李敖说：“这种东西，不准看！”弄得李敖莫名其妙。十多年后回想起这件事，李敖才恍然省悟自己看到的是瓷器上的春宫画。

温茂林喜欢鸟，李敖大受影啊，也养起鸟来。北平旧家的纨绔子弟多喜养鸟，常常出门卷着百袖子、提着鸟笼子，叼着烟，迈着八字步走路，一派腐败堕落的模样。李敖当时太小，养鸟还达不到这个水准，但鸟也养过几只，其中有一只百灵，老老的，会学11种动物的声音。可惜不意中学会了猫叫，百灵一学猫叫，就被认为误入歧途了，身价也就大跌了。

除了养鸟，温茂林还有一手画一笔鸟的功夫，就是一笔下来，不间断，连成一线，画出鸟来。李敖大为佩服，也虚心请教，全套学到。李敖把鸟们画在墙上，左右对称。左边写上“温鸟”，右边写上“李鸟。”

温茂林忠是忠，但只对李敖忠，家庭中的其他孩子，就颇不在他眼里了，动不动就两眼瞪得老大，自以为是地指责别人或乱发谬论。最让其他孩子生气的是每天早晨上学前的出门，门从里面锁着，钥匙在他手里，而他偏偏喜欢睡懒觉，孩子们上学怕迟到，就使劲地敲门，随后就透过窗户玻璃看到他慢腾腾地起来，将袜子正面甩了又甩，反面再用力甩，然后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一点一点地往脚上套，敲门声愈急，他穿得越慢，显然是故意与大家作对。这是山西人的脾气，任谁也奈何不得的。

但温茂林对李敖却绝对是忠心耿耿。李敖六岁的时候得了慢性盲肠炎，一开始是肚子痛，家里人以为是小毛病，就替他用热水袋去敷，没想到越敷越严重，脓化开了，成了胸膜炎，爸爸决定请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主任关颂韬给李敖开刀做手术，温茂林一听大惊失色，向李敖爸爸苦谏不能开刀，他的理由是：身体发肤，来自父母，动刀开膛还了得。后来见李敖爸爸决定开刀，他无力回天，就蹲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令周围的人无不动情。

这次生病是幼年李敖经历的一次生死考验，也是其性格坚强的一次证明。住进医院后，李敖并不太紧张，倒是觉得一切都很好奇，毕竟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穿白大褂的医生，而且有那么多好看的护士。做手术前，要先麻醉，医生将哥罗仿按住李敖鼻口，让李敖跟自己一起数数，李敖就跟着数，数到三十多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开刀打开一看，盲肠已烂，割下后为了清脓，就插入了两根皮管，不能马上缝合伤口，而是每天换药引流，住院的另一个病人也是胸膜炎，每次换药都是大喊小叫，而李敖则很熬得起疼痛，拖了二十多天，才能下床，下床时腿软得已经走不动路了。

西医救了李敖一命，这深深地影响了他对中国医术的看法，并导致他成年后就医术发表了很多惊世骇俗的看法。李敖对中医持坚决否定的态度，甚至要求“废止中医”。他曾这样说过：“任何大脑清楚的人都会知道中医根本和正统医学相去十万八千里。在正统的科学医学面前，中医所用的‘术’是道道地地的‘邪术’，所有的‘方法’是名副其实的‘不正确方法’。”

他认为自己小时候的这条命就是西医救的，如果信中医，恐怕就没有现在这个旷世奇才李敖了。

实际上在当时的李家，围绕着李敖的病是看中医还是西医的问题也有过激烈的斗争，听说要在肚子上开刀，李敖全家一致反对，爷爷、奶奶、姥姥等都坚信中医可以看好，为

什么要给西医动刀，大家七嘴八舌，使李敖的爸爸也很为难。幸亏关大夫说：“开个刀没关系，如果不是，缝起来就是了。”这才决定开刀。

李敖病好后，李敖的父亲高兴自己的正确决定，使李敖大病不死。李敖爷爷、奶奶对西医的高明也没有话说，但还是认为如果给中医看，照样看得好。

李敖后来为此感叹说：“可见中医观念的深入人心，真是病入膏盲了。这种观念，不知害死了多少人。”

李敖得盲肠炎时，还没有盘尼西林等名药，所以割盲肠要算大手术了。所以李敖一直很怀念这位名医关大夫。

与西医关大夫相对，李敖小时候还接触过一个中医大夫，而且对中医那一套做法很有体会。他后来回忆说：“我们的家庭医生也有一位中医，也住内务部街，叫周慕新……能说善道。我见过的中医都是能说会道的，中医要博取人们的信任，这是嘘头之一。中医看病外科全不行，内科又没有x光、心电图、听筒等器材，除了把脉，其他就全凭嘴巴看病了、所以嘴巴就是器材，不会吹是不行的。

“妈妈生下大姐、二姐、三姐后，怀了老四，全家一直盼望老四是个男的，结果又是女儿、全家失望。

“为了平息这一失望。四姐从小便女扮男装，剪光头发，身穿短裤，一派傻小子的模样。也许是衣冠易人，四姐的作风也全部男性化，顽皮异常。一天她在两个沙发中间荡秋千，不小心摔个倒栽葱，得了胸膜炎，昏迷不醒，西医都说有生命危险，最后德国医院的医生为她打了一针，说如果再没效、就没救了。回家以后，没有起色，只好准备后事。这时周慕新出现了，弄来蝎子、壁虎之类一大堆，熬了药，灌下去。到了半夜四姐神智逐渐恢复，周慕新坚持是他的草药功劳而非西医那一针的功劳。大家也就信他。